编者按　1985年6月4日，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个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一个指头与100万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史册上。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精兵之路的历程，在感叹一代伟人一个指头震惊世界的统帅风度的同时，我们邀请5位专家从更加“定量”的视角对裁军百万的重大意义做深入分析，从这些“加减乘除”的“计算”中，我们能更加理性专业地感悟一代伟人的韬略，从而加深对百万大裁军科学性的认识。

　　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二室主任 张秦洞

　　数据点击陆军组建集团军，编入了大部分独立炮兵、装甲兵和野战工兵部队，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和电子对抗分队；集团军中的技术兵种数量首次超过了步兵；陆军航空兵成立，海军舰载机部队组建，空军部队增加了新机种，第二炮兵组建了新型导弹部队，高技术部队不断涌现……

　　一支军队究竟应该划分为哪几个军种，军种内部应该由哪些兵种和专业部队构成，其最基本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是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完成作战任务。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相继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对技术兵种的倚重和对各军兵种有效协同的依赖。

　　这些显著的变化为百万大裁军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科学的军事参照。邓小平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敏锐捕捉到“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的重要发展趋势，强调精简主要是减步兵，不是减技术兵种，要有强大的空军，把海军“搞大一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在精简整编过程中，他对技术力量发展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人们注意到，百万大裁军并非简单的人员裁减，而是通过科学适当的“加法”，实现了军队结构战略性大调整。“大陆军时代”终结，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二炮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兵种，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我军各军兵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

　　百万大裁军成为时代的分水岭。它改变了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打破了以军队规模效应满足国家防卫的传统建设模式，在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带有革命性的探索。由此所衍生出的“力求精简，力求符合作战任务和国情军情，力求平战结合，力求比例协调”4条法则，已经成为和平时期一支军队确定军兵种比例关系应该恪守的根本遵循。

　　保持合理适度军队规模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 谢蒲

　　数据点击通过“撤、并、降、交、改、理”，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近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合并了3所高级指挥院校；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兵贵精而不贵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质量的高低。但是，1985年前，中国军队员额高达400万之众。为此，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要走质量建军之路首先必须“消肿”。然而做“减法”，“消肿”消什么、怎么消、消多少，这是一个需要科学研究的复杂课题。

　　确定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与结构，不能单纯地从国家军事战略和作战任务需要出发，还必须借助一套完整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其具体做法是：依据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周边环境等10大国情因素，运用国际通用的“多元回归方法”，经过大量缜密计算，得出军队规模的理论依据，并对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机关与部队比例、作战与非作战人员的比例等展开量化论证，推算出一个个“黄金分割点”。

　　尊重科学，才会有科学的决策，才会有裁军百万的壮举。它改变了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打破了以军队规模效应满足国家防卫的传统建设模式。百万大裁军之所以第一次摆脱了“精简一次，膨胀一次”的反弹怪圈，在于采用的是革命的办法，而不是改良的办法。

　　归纳起来，百万大裁军在调整军队规模结构，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关系方面形成了4条原则：一是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二是扩大数量以合理够用为尺度。三是保持军队规模充分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四是在调整军队数量的同时优化结构和完善体制。这些宝贵经验都为以后的裁军提供了科学镜鉴。

　　　　实现战斗力标准的回归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丁伟

　　数据点击战斗部队比例由57.81%上升为60.18%；陆军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新进展；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及高技术部队所占比例逐步提高；军队指挥层次减少，指挥机构更加灵便，在精兵、合成、精干、高效上呈现新水平，战斗力实现倍增……

　　百万大裁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从人员素质的历史性飞跃，到编制构成的精干高效；从常规武器的长足发展，到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人民军队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行动高效、战斗力强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明确提出，调整改革体制编制，要紧紧围绕战斗力标准，着力在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上下功夫。

　　人和武器及其组合方式，是构成战斗力的三大要素。提高战斗力，除了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外，还必须实行科学编组，即通过一定的体制编制和战斗编成，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战斗力倍增。

　　可以说，百万大裁军的整个进程，就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做“乘法”让战斗力实现倍增的过程。

　　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是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战斗力标准”是检验军队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精简整编的正确方向，绝不能被“数量标准”、“安全标准”、“任务标准”甚至“利益标准”取代。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科学寻求国防建设高效益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 武希志

　　数据点击百万大裁军，大规模裁减了军队员额，减少了国防开支，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向投量趋于科学合理。1985年至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26%下降到1.03%；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从9.56%下降到8.80%……

　　军费是控制军事力量规模、结构和发展，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的有力杠杆，对军队发展方向、数量规模、军力结构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提高军费效益，就是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力求以最低的耗费达到预定的目的；或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力求获得最大的产出成果。

　　大裁军前我国的军费使用效益十分低下，国防建设效益长期在低水平徘徊。1985年，解放军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前苏联军费的零头，而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基本持平。我国军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

　　百万大裁军大规模裁减了军队员额，减少了国防开支，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向投量趋于科学合理，这可以说是一个从做“除法”科学算效益的过程。1985年至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26%下降到1.03%；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从9.56%下降到8.80%。与此同时，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科技的投入，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又为增强国防实力，为军队发展武器装备和改革体制编制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百万大裁军进程中，我们开始以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国防投入和支出问题。百万大裁军为科学处理军费使用与国防建设的效益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全新模式。

　　　　胜利，向把握先机者微笑

　　-空军某部研究员 戴旭

　　百万大裁军不仅是中国现代军史的里程碑，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杰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现代高技术战争的急风暴雨来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画卷展开之前，邓小平指挥中国军队乘先机之利，大批裁撤落后过时的编制，组建陆军航空兵等新型军事力量，恢复军衔制，迈出精兵之路的步伐。

　　百万大裁军不仅从体制上“解放”了解放军，更以雷霆万钧的气势从思想上解放了解放军；它是中国军队充满生机走向未来的起点，变革图强从此成为中国军人的无声誓言；去掉赘肉，转换脑筋的中国军队以崭新的面貌引起世界瞩目。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征程中，中国军队一次次对照世界先进军事水平，检视着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在变革大潮中不断瞭望、思考未来前进的方向。

　　今天，世界各大国军队经过思想动员、学说和装备更新，已经进入编制体制调整的最后阶段。综合30年局部战争和各大国军队的发展之路，以战略瘫痪为理念，以空中机动和信息化技术为两翼，以太空和网络为主要作战空间，正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要特点。相比之下，我军目前的战略思想、装备体系和编制体制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世界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之后，都是先进者对于后进者的无情超越和世界政治版图的惨烈改变。杜黑说：“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克服旧的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在打造新型军队，推进新军事变革，护送伟大祖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的征程中，回顾百万大裁军，在钦佩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战略家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敏锐感知、果敢行动，抢占变革先机，既是战略家的品质，也是我们每个中国军人思想和言行的准则。

　　精兵之路越走越宽

　　-北京军区某炮兵旅旅长 李克双

　　主人公小传李克双，1983年10月入伍，历任战士、学员、参谋、作训处副处长、旅参谋长、副旅长，现为北京军区某炮兵旅旅长。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4次，多次参加重大演习，2007年被军区评为优等指挥员。

　　入伍26载，我经历了我军最关键的三次“瘦身”，其中兵员结构的变化让我感受最深。83年我在连队当战士，像我这样的高中生屈指可数，年底文书退伍，我毫无悬念当上了文书，战友都叫我“大秀才”。那时大多数干部都是由士兵直接提干的，上过军校的凤毛麟角。而去年我旅干部本科率已达93%，研究生接近20%，战士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也已占17%。

　　刚入伍时我所在部队的火炮全部为牵引式，机动速度慢，不易把握最佳射击时机，如果在实弹射击中能首发命中，连队肯定要庆贺一下。85年裁军后，不到3年时间，履带式火炮开始陆续装备部队，成倍地提高了快反能力。目前，我旅主战火炮已全部实现了自行化，信息化炮兵建设初见成效，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装备的变化带来了指挥训练模式的转变。我当战士时，训练基本靠一块图板，几捆线；任参谋时，参加演习作业室往往就3样东西：沙盘、地图和电话；研究作战行动时，导演部主要是围着沙盘和地图转，传送命令的唯一途径就是电话。2005年后，立体式大背投、指挥信息化网络等已成为导调必备要素，通过战场视频监视系统整个战场尽收眼底，演习实现了网上导调。

　　部队员额减少，高技术兵种数量反而增加了。从我所在集团军来看，像电子对抗部队、陆航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都是精简以后的产物。我在作训处当参谋10年，标图、制作沙盘曾是我的优势，后来却要不断补“短板”，学电子标图、网上拟制文书、传达指令等。随着兵种的增多，合成味越来越浓，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高级参谋得是个“万事通”。

　　每一次“瘦身”都是一次嬗变。随着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推进，我军将在血脉延续的历史传承中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本报特约记者马仕府、特约通讯员闫耀升整理)本文图片由本报资料室、军科宣传部提供；题图、图表设计：仓小宝、方汉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