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爱丁堡小区持枪杀人案加速了重庆扫黑风暴

　　重庆打黑风暴

　　时代周报记者 邓全伦　　

　　一个“意外”，加速了重庆的打黑风暴，同时展现了黑恶势力在一个大城市对治安、商业以及政治领域疯狂侵蚀的现实。

　　8月17日早上，渝中区大坪彭家花园路口，9点刚过，报贩陈桂花摊点上叠放的120份报纸就卖光了。“快去发行站再调几十份报纸来！”陈桂花没想到今天的报纸如此热销，赶快掏出手机向丈夫发出指令。

　　这一天，重庆市内所有报纸都在极力渲染着同一条新闻：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被捕。

　　这则新闻紧紧地吸引了广大市民的眼球，同时亦进一步刺激着这座城市里另一部分隐秘人群早已绷紧而脆弱的神经。

　　继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后，打黑动作频频的重庆警方再曝新的进展：截至8月15日，破获刑事案件892起，14个主要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成功抓捕涉黑涉恶团伙成员1544人，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

　　涉黑公司的血腥经营

　　她和一些驾驶员集中在重庆市委门口，排成队拉起横幅：“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

　　翻开报纸内页，王清（化名）眼光快速扫过每一个被抓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的头像，最后停留在了一个头发凌乱、胡须拉碴、眼光呆滞的男人的相片上。

　　这个男人就是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他是亿万富翁，同时担任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政协常委，巴南区总商会（工商联）会长等多种职务。

　　作为重庆市一家民营运输企业高管，王清对竞争对手黎强非常了解。“他是一个张狂而强势的人，根本没想到也有今天的落魄。”王清指着报纸上黎强的邋遢形象，坦言“有些高兴”。

　　王清称，在民营公交车的运营路线争夺上，黎强常通过强占明抢的方式挤占别人的经营权，采取群殴方式解决问题。人们几年来一直不断地举报他，这次落马就缘于举报。

　　黎强7月21日被抓，终于让王德容等看见了青天。7月29日，她和一些驾驶员集中在重庆市委门口，排成队拉起横幅：“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

　　2003年，王德容将客车挂靠在黎强的渝强实业，经营从巴南鱼洞至重庆朝天门线路（重庆称为“鱼朝线”）。同一条线路还有37辆车，属于其他车主从渝强实业承包经营。

　　王德容做了这38辆车队的队长，但一场噩梦却在2005年开始了。

　　这一年，黎强声称推广环保型车（油改气），要与车主们签订报废旧车的合同。但38辆车中，王德容的车还有6年才到报废年限，其它37辆车也还有3年才到报废年限。按照他们和黎强签订的合同，双方要到报废年限才自动解除经营关系。

　　现在要“油改气”换新车，就等于原车自动报废，车主们的经营权就会丧失，因此车主提出渝强公司应对剩下几年的经营权进行赔偿。“当时黎强跟我们讲，车主先跟他签了报废合同，原经营权年限就自动延续到新车里。”王德容说，在这样的承诺下，38辆车就先后签订报废合同。

　　此时，黎强却手持自愿报废合同“反水”：线路和经营权是我渝强公司的，跟原来的车主已无任何关系。“这意味着，在黎强的欺骗下，我们车主几年的经营权白白丢失了。”王德容和其他车主们直呼上当。

　　一次大家去找黎强理论，刚到渝强公司门口，“忽然从外面开来两辆面包车，下来30多个人，用棍棒对我们大打出手。”王德容至今回忆起来仍满含泪水说，这次毒打导致10余车主受伤。

　　自此，王德容们走上了3年上访之路，踏破了政府各级部门却毫无进展。但黎强和他的公司在此期间，却大扩疆土，拿到了遍及全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经营权。

　　时代周报记者掌握的一份由部分车主提供的投诉材料称，黎强为争夺线路经营权，多次动用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打砸抢。如2007年8月9日，黎强指派七八个男青年在鹅公岩大桥桥头，抢走了玉祥公司的一辆客车，将驾驶人员和随车人员强行带往巴南区鱼洞。

　　而在与玉祥公司的营运指标权转让纠纷中，黎强更是利用自己是市人大代表身份干涉法院对自己公司案子的审理，并邀约多位市人大代表到人大信访办反映，认为法院对自己公司的案子审判不公。

　　此次批捕黎强的罪行中有一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此有关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黎强参与策划了去年震惊全国的重庆“11·03”出租车罢运事件。

　　据另一位知情人士称，巴南区许多政府官员很怕黎强，因为他经常声称“我要谁下谁就下”。

　　但重庆市一位与黎强交往达10多年的社科专家对时代周末记者称，黎强喜欢与多方人士交游，且出手大方，红包一般上千。但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不择手段。一次，他去拜访黎强，他正为一座收费站的设立大动肝火，因为这增加了公司车辆通行费支出。他最后直接向手下指令：“找几十个人把收费站掀了，先把事情搞大再说!”

　　一个公安局长的“黑化”

　　他和当地“江湖人士”交游甚厚，和部分“黑老大”结为拜把子兄弟，道上人呼其为“文二哥”，经常出席“黑老大”们的宴会。

　　在黎强被拘捕后，重庆“打黑风暴”走向深入的另一大标志，就是8月8日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司法局长文强的落马。

　　文强，出生于1955年12月，在职大专学历，一级警监，1972年1月参加工作，毕业于泸州公安学校。文强与黎强都是巴南区人，知情者透露文强早年尚在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前身）工作时，两者就结成了关系，是“兄弟伙”，多年来文强一直是黎强涉黑犯罪的保护伞。

　　一位与文强熟识已达20多年的知情者8月18日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他刚认识文强时，其还是四川巴县公安局秘书股的普通工作人员。

　　“文强在官场的发迹，离不开一个人。”以上知情人士说，那位现已退休的重庆高层干部一手提拔了文强，说他“聪明、勤勉，肯钻研，此人不错”。此后，文强青云直上，先后担任过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

　　1992年9月，文强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文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担任此职长达11年，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级，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文强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文强一直是头顶光环的英雄式人物。除2000年名噪一时的张君案外，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

　　但这些光环并不能掩饰文强在政界和群众中的极差口碑。人们非议最多的，是他和当地 “江湖人士”交游甚厚，更是和部分“黑老大”结为拜把子兄弟，道上人都称其为“文二哥”。

　　在重庆“黑老大”中排名第六的“毛精儿”（音），是文强的拜把子兄弟之一。知情人士透露，“毛精儿”是九龙坡区金凤镇人，四五年前他结婚时，将金凤镇所有饭馆包下来大搞婚宴3天。文强出席了宴会，“随同前去祝贺的警员众多，到场警车至少30辆”。

　　经常出席“黑老大”们的宴会，对文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避讳的事。重庆坊间至今还流传这样的段子：文强与某某黑恶势力老大的关系亲近到甚至可以在街边一起吃小面。

　　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但其任职期间，重庆市治安状况趋于恶化，黑恶势力活动猖獗。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文强不倒，重庆扫黑无望。”重庆市公安局内部早有中层干部如此感叹。重庆群众更是怨言颇多，直称“文强就是重庆最大的黑恶势力”。8月13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正式宣布，文强被“双规”，涉嫌包庇黑恶势力。

　　与文强熟识的以上知情人士称，一次，手下一位兄弟被打，“毛精儿”很气愤，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端起冲锋枪在重庆一旅游区寻找仇家报复，这让当地群众惊惧不已。重庆市公安局防暴队闻讯出动缉拿，但在文强的干预下，“毛精儿”在警察面前傲然离去。

　　而更多的人士至今怀疑：重庆赫赫有名的王姓“黑老大”，2001年就是在文强的策划和通风报信下，成功涉案潜逃。

　　一个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还称，文强可能参与策划了一起黑恶势力敲诈事件，即先派人行贿重庆地产窝案主角、原重庆市规划局长蒋勇，成功调高一地产项目的容积率，然后再指使黑恶势力组织以此违法操作，胁迫、敲诈了蒋勇500万元。“蒋勇当时受审时并未向警方交待这起‘窝囊事’，因此蒋勇案有可能因这起敲诈案重审。”一号称接近消息源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说。

　　警界展开自查

　　重庆市公安系统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被掀翻落马。

　　文强的落马，无疑掀开了警界与黑恶势力合谋的盖子。

　　但他并非重庆警界打黑风暴中唯一落马的官员。事实上，在文强案发前后，重庆市警方已经展开了为期数月的打黑除恶活动，除严打当地黑恶社会势力之外，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也包括打击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如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所言，“这一轮打黑除恶斗争，要‘内除积弊，外销积怨’，对于黑势力的保护伞将一查到底。”

　　当地一些涉黑案件已牵扯出警界内部人员正是某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据警方内部人士透露，在陈明亮、黎强被捕后几小时内，他们的手机不断收到警示逃跑的短信，发信者多是警方内部人士。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对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不论涉及到谁，都将坚决严肃查处，决不姑息纵容。

　　目前，已有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长，刑警总队一副总队长、一名支队长，公交分局局长，渝北、北碚、江北、南岸、渝中等区县公安局局长或副局长，以及一大批普通民警。

　　“据初步统计，全市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重庆市警方内部消息称，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整个重庆公安系统已处理警员共达100多人。

　　目前，重庆即将引发官场地震，公安系统更是如此。“压力很大，不知道会不会查到自己头上来。”据内部人士称，重庆警方今年4月以来，所有民警、中层干部都签署了保证书，“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重庆黑恶势力的发展，跟拥有保护伞不无关系。”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1994年开始潜心研究黑恶团伙，并多次深入黑恶团伙组织进行调查。在他看来，黑恶势力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它本身是“经济动物”，不断追逐最大化的非法经济利益是其目的。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向政治领域渗透，为自己戴上政治的光环，或者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伞，以维持非法利益。

　　据对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各地黑恶势力的调查，汪力发现部分成型的黑恶团伙组织与保护伞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的过程。

　　“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恶组织，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如亲属、同事、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恶势力。有的官员，则靠着黑恶势力的钱往上爬，比如买官。随着他的升迁，周围聚集的集团、利益越来越多，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而这个利益体，在他的保护下发展越来越大，也将形成黑恶势力。”汪力说。

　　枪响加速进程

　　重庆的“打黑”进度原是遵循全国的统一部署，但6月3日深夜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宁静，加速了这一进程。

　　今年6月初以前，“打黑”在重庆还只是一项常规动作，即发轫于2006年2月的全国“打黑”专项行动。王立军说，遵循全国的统一部署，重庆“打黑”进度原本不是这样的。但6月3日深夜的一声枪响，加速了这一进程。

　　当日2时04分，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大门前，一名44岁的男子被人近距离连击两枪致死。王立军亲自挂帅侦破此案，案发后仅10天，3名持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并在一犯罪嫌疑人的亲戚家搜查时，发现5支枪，1枚手雷、1副手铐及439发子弹，俨然一个“地下军火库”。

　　这让王立军拍案而起:“重庆黑恶势力不除，枪患不断，毒源不断，社会难安。”随后，重庆市公安机关决定将“打黑除恶”的侦查过程从秘密转为公开，开始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攻势，给予其毁灭性打击。

　　重庆市的黑恶势力到底有多严重？人们正在疑惑的时候，王立军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人们描述了与以往表述大不一样的重庆治安与重庆“黑帮”的新版本。

　　“据警方掌握的黑恶社会团伙已达104个。”王立军说，重庆的“黑帮”，杀人、敲诈、绑架、贩毒、“放水”、强奸……无恶不作，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法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

　　王立军指出了重庆社会治安的两点事实。第一点，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特别是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第二点，重庆警方历史欠账多，有60多万起积案未侦破。

　　“他们仅‘放水’（高利贷）就放了300多亿元。”王立军说，黑恶势力分子，不仅手段凶残，而且已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入许多行业，通过敲诈、“放水”等手段非法敛财。

　　重庆在全国率先启动的“打黑”行动，重点共有六个方面：涉枪、涉毒、涉赌等各类黑恶势力；在重庆滋生蔓延的各类帮派黑恶势力；公然插手和操纵群体性事件的黑恶势力；盘踞在建筑、金融、交通、物流、娱乐等各行业的黑恶势力；跨境黑恶势力组织；其他表现形式的黑恶势力。

　　自6月以来，重庆警方摧枯拉朽，一举端掉了14个大型黑恶犯罪团伙，首犯陈明亮、岳村、陈坤志、龚刚模、黎强、樊奇杭、王天伦等19人悉数落网，其中多名是重庆当地亿万富豪，且是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重庆“打黑风暴”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重庆一位官员表示，与以往相比，这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深入，他认为关键在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战略、“打黑英雄”王立军的魄力。

　　“面对黑恶团伙残害百姓，难道公安干警应该坐视不管，任其作恶吗？试想，如果连公安干警都按兵不动，能有广大群众的安全吗？如果连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保障不了，又如何体现公安的职能？”薄熙来认为，实现重庆又好又快的发展，一定要两方面使劲，一是要努力把经济搞“活”，一方面要在全社会维“稳”。

　　重庆已将“打黑”作为“平安重庆”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据重庆警方内部的消息说，王立军每次去薄熙来办公室汇报打黑工作，一般停留时间都是五六个小时。

　　“‘王青天’加油”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是黑恶势力层出不穷的时期，就像犯罪一样不可能消灭。”

　　“重庆‘打黑’目前只是拉开了序幕，还会继续深入。”重庆市警方一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活动将持续至年底，目前“打黑”行动正处于敏感期，为防止打黑信息外泄，重庆市公安局每个警员都签有内部“保密协议”。

　　7月15日，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重庆武警系统已被纳入打黑行动的统一调配中。一位警方内部人士称，在抓捕“黑老大”行动中，王立军为防走漏风声，他经常是直接命令武警出动。

　　重庆的雷厉风行，已让当地一些黑恶势力闻风丧胆，纷纷到外地“避风”。坊间流传一个段子：重庆一些暂时还未大祸临头的黑恶团伙“大哥”，最近不断地向成都的朋友们求援—重庆风声紧，想办法将手下兄弟收留，给口饭吃，于是在成都照看娱乐场所的保安岗位饱满，“原来一个场子只要6个人，现在塞了16个”。

　　事实上，掀起“打黑风暴”，并不是重庆一个城市的独舞。

　　据新华社消息，中央政法委员会近日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黑恶势力犯罪活动仍然比较活跃。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和矛盾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黑恶势力的滋生和发展。”“意见”强调说。

　　长期从事城市平安建设研究的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是黑恶势力层出不穷的时期，就像犯罪一样不可能消灭。

　　“一个地方黑恶势力存在，除了全局性背景，有其强烈的区域特性，必须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孙元明认为，过去对黑恶势力也在打击，更多满足于治安层面的一次次运动式出击，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层上的本质的矛盾，所以收效不大。

　　“打击黑恶势力并非一日之功，要达到目的，必须将打击和遏制的行为制度化。”汪力表示，这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过去我国对黑恶势力的界定仅仅是“具有黑恶势力性质的组织”，现实情况是不仅仅具有“性质”，真正成形的黑恶势力组织已然存在。这一字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差异、重视程度的差异和认定标准的差异。

　　汪力认为，打黑问题还要从产生根源等方面长远考虑，这需要从立法上加以保障。“我们应考虑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如何强化日常性的社会控制。比如说，严格执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斩断黑恶势力寻求政治保护伞的机会；执行证人保护制度，消除老百姓的恐惧心理等。”

　　据重庆市公安部门8月12日公开的数据，今年1到7月，警方破获积案13867起，其中命案积案303起，超过前5年破命案积案的总和。

　　重庆的“打黑风暴”正向深水区行进，其间的悬念和故事注定精彩。“这其中有我们欠社会的账，欠老百姓的感情账。”王立军动情地说。而在网络上，许多人直呼“王青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