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上海淮海中路，剧作家沙叶新（右）在家中为魏明伦看相

2000年3月1日，上海南阳路30年代大饭店，张艺谋、洪晃应沙叶新之邀，来这家由沙叶新、白桦、陈钢、吴正等人合伙开的饭店吃饭

　　沙叶新 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假人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沙叶新

　　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年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