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

　　王勇则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斯诺。交谈中毛主席问起拉铁摩尔的情况，斯诺回答:“他还在，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拉铁摩尔（1900—1989）是美国进步学者、中美风云的见证人、能操流利的汉语和蒙古语的东方学家,曾对中美关系发展作出过积极努力。而且他曾深入中国边疆，周游世界，著述颇丰，是为赫赫有名的“徒步历史学家”，当时被公认为“最了解中国边疆的唯一美国人”。他钻研学术，笑对艰辛，乐于走“红色之路”。他曾在所编的刊物上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版面，并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还应邀在黄土地上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他还结交了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人士。二战期间，他受美国政府的指派，一度担任过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可他却主张“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承认中国新政权，因此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英国20余年……

　　拉铁摩尔不止一次对别人说，中国天津是他童年生活的摇篮，也是他步入社会的起点。他曾在天津的洋行和报馆做事，接触过不少重要人物。多年以后他甚至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发奋学习中文、尤其是在晚上用功”细节。

　　拉铁摩尔与天津的渊源，始于其父戴维·拉铁摩尔。父亲1901年后应聘到上海执教，为中国的准留学生补习英语。拉铁摩尔戏称自己是“爬过太平洋的”。父母后辗转受聘到北洋大学担任英文教员，全家迁居天津。老戴维还一度担任北洋大学校长室的英文秘书。

　　童年生活让拉铁摩尔对天津有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不仅对天津的洋楼和深街里巷有很深的印象，而且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也有沉重的记忆。但老戴维并不喜欢孩子们“讲着中国话长大”，因此12岁那年，父亲把拉铁摩尔送到欧洲求学。然而，7年后拉铁摩尔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这个结果当时让他“极度沮丧”，但后来却并不为此感到遗憾，甚至认为:“由于没上过"真正"的大学，我才避免对事务持僵化的观点。”

　　回到天津后，他在英商安利洋行开办的分行中弄到一份差使，工作是向中国出口英国棉织品，可当时天津民族资本纺织业已勃兴，拉铁摩尔的业务日渐萎缩。他又到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一年后，再返津门。1921年前后，老戴维告别了在北洋大学20多年的执教生涯，应邀返美去达特茅斯学院执教，家人被要求一同回去过相对舒适的生活。但拉铁摩尔依然选择留在了天津，他认为今后的事业和追求都在中国。

　　在天津拉铁摩尔遇到了知名报人伍德海，伍德海正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总主笔。该报是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之一，老戴维曾与伍德海交情很深，于是，拉铁摩尔来到该报的《星期周刊》担任副刊编辑，负责校对需要刊登的新闻和社论的清样，偶尔也翻译文章。但他对不能出去采访新闻感到很不满意。有一次，伍德海建议他在工余采访一位住在天津城郊的英国老人，此人曾经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何不说服他向你讲述他的生活经历呢？”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自传体故事。但是拉铁摩尔对口述史的价值还缺乏认识，缺乏采访冲动，以致错过了机会。多年后，他仍对自己的幼稚、傲慢和书生气耿耿于怀。

　　一年后，他又回到天津洋行主管保险业务，由于闲暇较多，他便发奋攻克中文。尽管孩提时就在中国耳濡目染，但这是他首次系统学习汉语的说和写。那时在天津英租界的俱乐部里，有一个面向外国人开放的图书馆，他常常一泡就是一天，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出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到内地采购，于是顺便兴趣盎然地在中国内地游历，并开始有意阅读旅行家、植物学家、人类文化学者的著作，深入接触丰富、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1925年，痴迷中华文化的拉铁摩尔不顾洋行的一再挽留，决定辞职。他与心上人埃莉诺·霍尔盖特从天津出发，开始了一次漫长的亚欧大旅行，并出版了首部著作。他对远东地理学和边疆历史学系统研究，令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所折服，认为他“相当于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

　　1972年中美建交前夕，周恩来特别邀请拉铁摩尔等4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并在北京与拉铁摩尔共同回忆桩桩难忘往事，令他激动万分。拉铁摩尔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得到继承和发展，于是把所有的藏书都捐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因为他的杰出贡献和广泛影响，如今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位外国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