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8月23日电（记者李亚楠）1968年，由于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大学没了指望，20岁出头的二月河怀着悲凉的心情步入山西太原的一座兵营，成了一名工程兵。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能风靡海内外。

　　想不到的何止二月河一个。每一个当时渴望阅读，怀抱文学梦的青年，都想不到今天的文学作品会是如此琳琅满目、绚丽多彩。正是这一个个渴望和梦想，才铸就了新中国文学60年曲折又辉煌的历程。

　　童年：不够读的书

　　二月河的文学梦开始得很早。“我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二月河坦承：“尽管当时"作家梦"做得有点早，但如果压根没有这个梦，今天，在作家的坐标上就根本找不到我的位置。”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创作以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为主，创作的质量很高，内容很健康，作品品位相当高。”但对求知若渴的二月河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文革"前的17年，虽然创作也很丰富，但我还是能把那些书读完，国内长篇小说和国外翻译作品，我没有落下的。”

　　从初中到高中，怀抱文学梦的二月河读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马克·吐温的小说、莱蒙托夫的诗等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但当时作品的有限，让热爱文学的二月河相当苦恼。四大名著和《封神榜》《三言二拍》等古代作品也就那么几本，外国翻译作品也读了差不多，社会上推出的小说，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创业史》等也根本不能满足二月河的胃口：“再长的小说，废寝忘食地读，也就是几天，读过之后要空很长一段时间。”

　　 部队：幸运地读上书

　　高中毕业之后，二月河在部队度过了“文革十年”。“"文革"期间，文学创作处于停滞阶段，能看的也就《艳阳天》《金光大道》寥寥几本小说。”幸运的是，擅长办黑板报的二月河被首长看中，当上了一名宣传干事，团里的图书室就成了二月河的文化源泉。“还有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发下来而我们正面去读的文章，可以学到一些有关文学、哲学和史学的知识。”

　　1969年，部队调防到辽宁，为了轻装和“破四旧”，图书室的书要被烧掉，二月河就偷偷拣了《辞海》《莱蒙托夫诗集》《宋元学案》几本书打进背包，闲时便拿出来读。二月河还曾经借了一本《聊斋志异》，因别人催要，他就连夜抄了半本。部队十年，二月河基本读完了二十四史，还读了一些先秦的哲学论著，甚至那些奇门遁甲和历代碑文，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文革”期间，不仅文学作品匮乏，创作更是受到种种束缚。“不是对文学不重视，而是对文学太重视了。当时，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如果没有这两条，那就是垃圾。”

　　成名：读不完的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创作环境空前自由，作家二月河也随之横空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提供了成为作家的条件和机会。”

　　然而，思想上的阻碍仍然存在。二月河说，责任编辑曾要求他把康熙的阴险、毒辣、虚伪、残忍写足，因为这些是地主阶级的阶级属性。二月河最终决定在自己的小说里取消阶级论：“对我个人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我的创作理念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创作理念，即使我过去读了再多的书，也写不出现在这个《康熙大帝》。”

　　自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后，二月河陆续完成了50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如今，偏居古城南阳的他早已名扬海内外。

　　二月河喜读历史，善写历史，对于新中国60年的文学历程，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评价：“"文革"前的17年是一次繁荣，这是对过去文学史的一次否定；"文革"则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的一次否定；改革开放后，则是对"文革"又一次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最后这次否定带有质变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波一波的翻滚当中，我们的文化"雪球"才越滚越大，现在形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发展态势。”

　　作为十七大代表，二月河对当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体会甚深：“从群众参与性到文学创作的丰富多样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他认为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创作的空前自由、群众的广泛参与、先进科技导致创作载体无限扩展、各民族间和各国家间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杂交优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上没有我没看过的小说，现在即使24小时不睡都看不完。”回首往昔，二月河颇为感慨：“整个60年的发展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丰富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