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日本政治狂人:“不是统治者,就是被人统治”
当前日本社会和政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活力,表面的稳定,实际上的两极分化,国人缺乏国际视野,国民意识依然没有摆脱锁国状态。
日本依然处于过渡期、转型期,没有根本摆脱“失去的十年”。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无非是中国的崛起,大家对中国抱着焦虑和不安。
最喜欢的政治书
马克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恰恰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原因,他认为最应该读的群体是今天的中国人。“这本书告诉你,资本主义不等于拜金主义,切实的禁欲、自律、规范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
最喜欢的战后日本首相
吉田茂和中曾根康弘。他们有理念和原则。前者为日本战后的“经济为中心,把安保依赖于美国”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促使了日本战后奇迹。后者是有国家战略观的首相,明白教育、外交、国防、体制等的重要性。
东方早报记者
王国培
他最崇拜的是孔子、耶稣和马克斯·韦伯;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说他早晚要挑战托克维尔,走遍美国,观察这个国度的民主;他认为日本依然处于过渡期、转型期,没有根本摆脱“失去的十年”……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年轻的加藤嘉一很认真地说,“我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这个面庞白净的日本年轻人看起来内向而腼腆,但眼光却毫不含糊地透露着睿智、坚定与野心。当他的同龄人还沉溺于电玩和漫画对政治极度冷感时,这个日本人却在异国他乡开始了自己的从政实验。“我与田中角荣首相差不多,贫苦农民出身,这点与今天日本政局充满世袭子弟是自相矛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任何机会从政。”
而他,今年只有25岁。
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
加藤嘉一出生在伊豆,就在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及山口百惠演的那部电影的地方长大。他家在农村,3岁开始种地,初高中时期很穷,从初一开始每天3点钟起来送报纸3个小时,一直送了6年,直到高考那一天。“那段时期很困难,上学、长跑(我一直是体育特长生,属于国家青年队),还要打工,一天睡3个小时。是我一辈子里最"痛并快乐着"的青春时光。”他说。
不过,也正是周遭的环境让加藤产生了对政治的兴趣——他坦承自己的这一爱好主要来自于少年时代对周围班子、共同体、社会产生的浓厚质疑和不满。“我从小个性突出,就事论事,主张竞争压倒一切,弱肉强食,但后来不断被排斥,很不适应日本相对封闭、保守、表面稳定的社会以及不尊重专才,只培养全才的教育体系。”
明治维新期间的革新派人物则给了加藤最早的思想启蒙——岩仓具视、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坂本龙马、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涩泽荣一……同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并与日本对比,思考在日本发生的种种让他感到困惑的现象到底是不是国际普遍现象。他后来发现不是——中国比日本开放很多,中国是能够接受另类的社会,并把它推广出去。
“今天日本人很缺乏当时我们前辈所具有的"武士精神",过于沉溺于现实表面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样,日本是活不下去的,无法与国际社会竞争。”——这是他来到中国之后最直接的感受。
在奥巴马身上看到希望
2003年是加藤一生的转机。
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读书的他认识了北大一位老师后毅然退学,来到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我从小爱看世界地图,6岁时就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背下来了,思考国际关系也是我一向的爱好。”
来到北京后,加藤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精通中英日三种语言的他参加了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接受过300次以上采访,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在政经领域参加过超过200场谈判……他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活是:上课作业占30%,媒体写作占50%,其他社会活动占20%。“考试期间是最轻松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不写作,也不工作,大家最显得忙碌的时候,我却最轻松。这是我的做法。”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想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在常人看来,他可能有些极端。“如果不是与众不同,你没有活着的意义。当然,我也有公民意识,服从社会秩序,尊重政治气氛,这是做人、做事的原则。”
但他又否认自己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狂热没有意义。我尽可能保持理性和冷静地看待政治。从政是一个方向,但当政治家和从政不完全一致,不当政治家,也可以影响政治。要不断寻找合适的方法。”
在他看来,中国年轻人似乎显得很关心政治,但许多年轻人实际上并没有具备最基本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看报纸、讨论政治不等于关心政治和国家。“你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没有最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心?要参加政治,必须从身边做起,不要盲目期待或批评国家如何好与不好,对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做事,"先做再说"是一个人参与政治的大前提。”
不亚于日本世袭子弟
尽管对政治充满热情,但他不是党员,除非当国会或地方的议员。
他憎恶日本政治的世袭现象——世袭现象导致恶性循环,人才流失,看到今天的政局,年轻人就不愿意从政、竞选议员。政治家有责任培养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不过,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亚于那些太子党,只要有能力,什么都能改变。不培养能力之前,千万不要抱怨说自己没有背景。
虽然远在北京,但日本政坛的一举一动依然为他所关注。他承认日本自民党自从1955年以来(除极短暂时间外)一直“一党独大”的现实,但坚持认为,日本是多党制国家。
加藤认为,民主党上台可能让更多年轻人关心政治,因为这次有可能发生的“政权交替”至少能够缓和年轻人对政治以及政治家持有的僵化观念。“变革”(change)是关键词。他形容自己依然记得去年奥巴马上台时,许多日本年轻人眼睛里的灿烂光芒。虽然他不认为民主党上台之后表现地比自民党更好,但政权交替至少能够给日本带来走向健全的政党政治的一种契机。
“不是统治者,就是被人统治。我5岁时就这么想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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