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石佳丽

　　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回顾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生成、探索和发展历程并展望其前景，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鉴于任何理论学说的生成和发展均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本文拟结合新中国60年的两项伟大成就对其进行梳理。

　　新中国的两项伟业

　　及其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成就了两项伟业：其一，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将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统一，通过抗美援朝、研制“两弹一星”、中美建交、划分“三个世界”等重大战略举措，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传统列强称霸、瓜分世界的格局，从而奠定了共和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其二，确认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国之路，综合国力迅猛增长，成为当今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体，进而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重新腾飞于世界的百年追求。

　　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乃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锲而不舍、浴血奋斗的目标。共和国的60年历程是连续进行的，尽管其间充满各种曲折，现实中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主导方面是辉煌的、进步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黑格尔语）我们之所以有历史，乃是由于每一代人都不得不在上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之语意）割裂历史的任何倾向都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极为危险的。

　　中国经济理论理应为中国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服务，正像当初斯密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英国人和英国经济问题，萨伊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法国人和法国经济问题，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德国人和德国经济问题，克拉克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美国人和美国经济问题那样。中国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后，自然生成对于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现实需要。新中国的经济理论由此得以生成，其探索和发展自然也须臾不可脱离共和国60年来的探索和发展。前30年中国人民主要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完成了第一项伟业并为第二项伟业奠定扎实基础，后30年中国人民则进一步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开拓了实现第二项伟业的广阔前景。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新中国经济理论的探索和演化，乃是新中国60年实践的理论再现。

　　新中国经济理论的艰辛探索

　　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沈志新，1933）。建国后真正结合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思考，当首推孙冶方、卓炯等学界耆宿。改革开放后，曾经被奉为体系圭臬的苏联教科书由于与现实严重脱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学界开始回归马克思，根据《资本论》的方法建构体系（如“三过程”、“四环节”和范畴论），涌现北方本、南方本、北大本、人大本、教委本、复旦本等教科书体系；科尔奈访华（1984）及其《短缺经济学》（1986）的传播，促使经济运行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厉以宁，1986；谷书堂，1988；樊纲，1990），实证研究也愈渐盛行。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核心要素之一逐渐成为共识，其后特别是新近出版的教科书或有关专著（如谷书堂，2000；逄锦聚等，2007；程恩富等，2008），均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和不可逆趋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非商品经济论、半商品经济论和产品经济论等观点日渐式微，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即市场经济论观点则如日中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流派的主流地位亦被其市场经济流派逐渐取代。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市场经济论之构建方向亦愈益明朗。目前，尽管学界在许多重大问题，如该体系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时空界限、理论框架的结构、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既有成果以及该体系如何定位等，仍存在诸多分歧，为此，“调整论”、“替代论”（或“取消论”）、“整合论”、“独创论”诸派依然见仁见智，但是，越来越多的各派学者就某些关键问题，如该体系是市场经济学体系，转型、发展是其主题，基本国情是其依据，西方经济学精华应该借鉴等，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致命缺陷是严重脱离现实、轻生产重分配、缺乏实证研究等，也逐渐形成“重叠共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概念，即依据、方法、途径不同而结论相似）。

　　无独有偶，国际学界继提出合理持久的均衡发展（罗马俱乐部，1972）、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1987）后，近来又提出平衡发展（NorbertGeldner,1994；John M. Litwack,1998）和包容性发展（Ignacy Sachs,2004;SarahCook,2006），反映出西方学者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这一演变趋势的持续深入，亦为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

　　不难看出，以中国转型和发展的实践为据，在整合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依然任重道远。直面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能不科学发展的实践需要，各流派之间重大分歧的争鸣十分必要且具积极意义，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且终经实践检验；而目前某些重叠共识的存在至少可为今后的统一探索基础，因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历史趋势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笔者以为，其中的启示至少可以列举如下。

　　其一，经济学自生成之日起，其本性就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发轫于斯密的《国富论》（1776）如此，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亦如此。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何五千年文明史上，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第一位能够影响人类历史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仅靠传统或强制命令来调解人类经济生活，没有作为学科体系的经济理论亦可应付；而只有借助市场来进行调节时，经济学才应运而生。（海尔布罗纳，1994）既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均认可商品经济乃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且实践中我们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自然是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性的经济理论体系。而借鉴西方经济学之方法和手段等，自然也无可厚非。

　　其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正在蔓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警示世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人之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手段，二者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且其手段性质不可忽视。若片面强调市场经济个体理性而无视其整体理性，则极有可能在不经意间陷入灭顶之灾。这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业已屡试不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引以为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原生态”市场经济，理应对此特别警觉。

　　其三，任何经济形态的演化均无法摆脱对特定历史条件的路径依赖。20世纪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绵延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经20余年的计划经济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经济社会的这种急剧转型世所罕见，绝无任何现成的经济理论能够解释清楚。特别是，经过新中国60年的理论教育和艰辛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价值观早已深入民心，并成为人们自觉甚或潜意识的主体尺度，且以其评价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理论、政策乃至实践上的任何偏离，最终将导致难以挽回的灾难。况且，实践辩证法均历来强调特殊重于一般，偏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还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都只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意义和价值。因此，构建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且能真正说服中国人的经济理论体系十分必要。

　　其四、分工出效率，在学术研究中还出深度。从不同路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框架的构建极为必要和重要，同时，在现有重叠共识的基础上，以该体系的核心理念为对象进行探索亦不失为相关分工任务之一。斯密最初提出并为后人凝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核心理念，如经济人及其个体理性、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均衡等，迄今仍制约、影响西方经济学各体系流派。若要尽快建构起较为成熟且具广泛共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该体系之核心理念的探索性研究理应早日做起。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学的路径选择

　　经济学本质上也是分析和解决利益矛盾的实用性科学（谷书堂，1997）。西方经济学亦不例外。资源配置无论具有多少技术性因素，说到底仍涉及人们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经济科学(应当)不包含价值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相反，“任何经济学都离不开价值选择”却是一个地道的事实判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核心理念不必讳言价值选择，该命题本身就是共性和客观趋势（人类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市场经济）与个性和主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且具中国特色）的统一。经济学之首要和基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影响人们的社会制度选择偏好（余瑞祥，1997）。任何理论经济学若要“经世济民”就不能只寓于学界而要化为执政者与广大民众共同的理性自觉（执政或领导执政意识）甚或潜意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业已初步确立且无可更改乃不争的事实，它将继续改进、完善并发展乃人民群众与执政党共同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核心理念，理应强化中国人民这种自觉的社会制度选择偏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不能解释和解决该阶段转型和发展根本实际问题的理论经济学实在难以被认可为“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此乃公开倡导并实际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执政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其根本理念理应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并成为其核心理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人为本”实质是“以劳动者群众为本”，“发展”乃是“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都需要具有“市场经济整体理性”。鉴于此，它们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选择的核心理念。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

　　其一、以劳动者群众为本：包括为全体劳动者（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谋利益；邓小平的利益兼顾思想（利己须同时利他乃经济学的逻辑[盛洪，1997；黄少安，200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观点解析（生产力的真实发展是其主体性要素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重要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或分配）；对制度选择偏好（历史上正确、现实中自愿、未来时自觉）的深远影响等。

　　其二、科学发展：包括祛魅人类中心论、和谐共生、市场双律人、适度需求和可持续适度规模等基本假设。其理由在于，人类中心论乃是造成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困境的深层观念根源，解决该问题必须对其实行祛魅，即既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又克服人唯我独尊的迷思，进而确立三者和谐共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在公平竞争中和谐共生的理念，而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逻辑上，都需要对从偏重个体理性的经济人到偏重市场整体理性的市场双律人、从无度欲望到适度需求、从仅仅关注资源和产品的最优配置到不仅关注上述配置问题还关注可持续适度规模等。

　　其三、市场经济整体理性：包括其整体性、过程性、全面性、有限性及其不泯灭且包容个体理性的内涵；科学发展乃是东方智慧与市场经济整体理性之重叠共识；市场的有效性始终取决于理顺其与政府的关系（冒天启，1997）；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离不开强政府的引导，而政府调控和规范市场必须遵循其规律，因此要自觉地把握整体理性等。

　　一句话，将科学发展观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不失为建构中国理论经济学必要的路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