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土地荒漠化被公认为是“地球的癌症”，是导致生态恶化、阻碍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引发贫困的重要因素。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受到荒漠化的危害。“第二届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近日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叙利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300多人聚集一堂，共商治理荒漠大计。

　　日前，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荒漠化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类所关心的防治荒漠化工程事业还处在开始阶段，大量艰苦的工作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摸清形势和任务，需要准备更具说服力的材料来向各国政府、向全社会报告，我们还需要把有关荒漠化的最新信息告诉全体人民，也把人民的感谢与关爱传递给在治荒最前线的英雄们”。在未来治理荒漠化的事业中，全人类必须进行跨国界、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为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为人类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共同继续努力。

　　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每两年一届，由中国防治荒漠化工程研究中心发起创办。本届大会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环境信息科学学会、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主办，议题是“荒漠化区可持续工程技术、荒漠化区产业发展与区域防治荒漠化工程”。会议期间，300多位各国专家学者、官员、企业家，国内各界人士就防止保护性农业耕地的进一步荒漠化，调整社会与经济结构是应对荒漠化问题的关键，中国沙漠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北方地区荒漠化形势，草地荒漠化治理与适应性管理之道，荒漠化区域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及对荒漠化影响等75项内容进行了学术交流，并赴内蒙兴安盟科右中旗参观我国利用燕麦、柠条、山杏、桑树等植物，改良土壤和生态环境，防治荒漠化的成果。

　　荒漠化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理事长安成信介绍说，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全世界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这一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危害重的国家，防治荒漠化工作任重道远。而且，荒漠化正以每年5至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3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04年，中国有荒漠化土地263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农田总面积的2．5倍，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全国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影响，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40亿元。

　　世界自然基金会2002年7月评估指出，1961年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相当于地球再生能力的70%，20世纪80年代出现持平，1999年已经“赤字”至少20%。展望未来，世界人口仍在持续增长，2050年将由现在的67亿增长到90亿左右。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贝丁顿（2009年）称，世界粮食储备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水平，到2030年，我们的粮食产量必须再增加50%。同时，我们对能源和淡水的需求将分别提高50%和30%。上述情况揭示出当今人类与自然资源间矛盾关系已经尖锐化，发展形势在迅速严峻化。在人类再次面临资源枯竭为基础的根本性生存危机时，我们应当有充分思想准备。

　　历史上的荒漠化与人类之关系，有如火车双轨，并行发展，几乎贯穿于人类文明演化全过程。但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与荒漠化的斗争正在行进到决战阶段。其基本特征有三点：

　　荒漠化与人类文明矛盾的性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目前的情况是，全球52亿公顷干旱地区中的大约70%已经退化，并受到荒漠化的威胁。约3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荒漠化，分布在除非洲主要地区、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印度、中亚、中东等110个国家与地区，受影响人口达到10亿以上。根据联合国2007年的报告，荒漠化年蔓延速度为5-7万平方公里，如不及时防治，未来20年之内，非洲将可能失去2/3的可耕地面积，亚洲可能减少1/2，南美洲可能减少1/5，世界1/3的人口将受到生存的直接威胁。

　　导致当代荒漠化形势恶化的基本原因是，世界潜在可开发的农业资源已到尽头。长期以来的常规现代化发展，已经使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沙漠沙地、社区，即所有的地理资源均受到荒漠化威胁或严重威胁，整个人类文明已经强烈感受到了荒漠化的巨大压力。加之人口规模仍在持续增长，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荒漠化问题对象明确，具有清晰的区域性、综合性、根本性、典型代表性和全局性特征。在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众多人类与资源矛盾关系中，水资源、能源等问题与荒漠化问题相比，更为明确、具体、直接，处理的技术性更强，效果也明显，基本属于行业工程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即使解决了上述问题，并不能解决荒漠化问题；只有解决了荒漠化问题，就为彻底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重要前提与手段。比较而言，荒漠化问题更具有根本性。

　　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暖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环境问题。但防治荒漠化方式具有全民性、全系统性、全局性，便于组织防治，防治效果直接，防治过程易于掌控等特点。从全局观察，防治荒漠化更具有紧迫性，行动可行性，成功可能性。并且，以防治荒漠化为基础，有利于创造条件，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同时由于全社会动员工作，民众认识水平的极大提高，将为根本上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必备条件。

　　人类防治和战胜荒漠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理由如下：第一，荒漠化历经长期发展，已经成为基本“露头”或“彻底暴露”的防治对象，对其形成原因、危害特征、发展趋势，人类在认识层面上已经基本掌握；第二，全球化发展为全人类统一行动奠定了根本基础，为全球文明发展而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第三，近50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与普及迅速，近期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系统工程科学持续进步，为防止荒漠化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

　　综合上述情况，与会代表形成的基本认识是：在当今人类与自然资源众多矛盾中，全球荒漠化问题是最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全局性首要问题。人类社会只有重视和防治荒漠化，才能迎战其它的挑战。荒漠化问题正在演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走向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突破点。从历史视角来观察，防治荒漠化将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跃升的新台阶，以此为出发点，将推进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发展进步。

　　荒漠化、气候变化关系及其战略安排

　　日本岛根大学原副校长、现任宁夏大学国际共同研究所顾问的保姆武彦教授、加拿大农业部列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卡亚及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任长忠等认为，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并称为世界三大生态环境问题。在实行治理中，将那个问题摆放在前面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出现了重气候变化、轻荒漠化问题的认识倾向。如果不重视这一现象，该认识倾向极可能影响人类社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布局，给防治荒漠化带来不利影响。荒漠化问题基本为农业衍生问题，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今后气候变化治理的重点在发达国家与部分近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而防治荒漠化任务则几乎全部在发展中国家。

　　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荒漠化问题直接涉及人类生存，是人类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目前的情况是，全球52亿公顷干旱地区中的大约70%已经退化，并受到荒漠化的威胁。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饥饿人口规模已经由7亿多迅速上升到了10亿以上。不解决这1/7人口的生存问题，世界将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根本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即常规工业化、城市化越发展，问题就越严重；而荒漠化问题则是农业问题、牧业问题。即常规现代农业、牧业越发展，问题越严峻。近代世界是一个常规工业化、城市化强势发展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处于逐步弱化态势。

　　在实际操作中，因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常规工业化思想基本主导发展着的社会，其本身存在巨大的社会发展惯性。如果实行以抑制强势发展部分为主体的治理气候变化优先策略，在根本上是一种“堵”、“硬碰硬”的策略，消耗大，获益有限，最终必将陷入社会发展被动；而以扶持弱为主体的防治荒漠化优先策略，则是一种“疏导”、“扶弱强本”策略，容易事半功倍，在战略上可赢得主动，从而兼顾气候变化治理目标，逐步使两者在行动良性互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地理角度下的中国北方荒漠化形势

　　中国北方荒漠化土地分布于东北西部、内蒙古和冀北晋北陕北边缘地区、宁甘新大部以及青藏地区。其中，大部分布于长城以北区域，地理上属于中温带半湿润疏林草原地带、中温带半干旱典型草原地带和荒漠地带。从宏观和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北方的荒漠化问题，既是温带干旱、半干旱自然生态区域问题，又是传统草原文化区域与农耕文化区域、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消长所表现的区域问题。这一大范围的社会与自然复合型区域问题，符合社会地理尺度方法研究对象范畴。以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五省区荒漠化态势，分别从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沙地、社区进行分析，可认识我国荒漠化宏观形势。

　　1 耕地

　　我国西部12省区中，耕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7%强，但耕地在整个当地社会自然区域系统中作用重大。其基本原因为：耕地多为人口聚居地，为经济活动中心，往往占据较好的资源，消耗水源最大，另外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是从开垦林地、草原，然后进入农耕文明社会的，多数情况下，耕地部分在荒漠化区域处于相对强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长期，我国林地基本开垦殆尽，遂转向大面积草原开垦。1978年到1999年21年间我国共开垦草原6.8万平方公里，超过1949-1978年开垦面积之和。由于相当部分新开垦耕地在2-5年后因肥力减退，弃耕，沦为荒漠化土地。因此，在北方耕地总面积基本稳定的背后，几乎是连续发生着开垦优质草原与弃耕为荒漠化土地的潜在运动。基本不适合农耕的内蒙古和新疆草原区，开垦面积巨大，此类问题较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北三省开垦幅度加大，部分年份超过了新疆与内蒙古。由于是多选择在生态临界区开垦耕地，当地多降水不足，且地表水源紧张，新垦耕地常年只能靠超采地下水，或劫夺周边生境的生态用水来维持，直接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 草地

　　北方五省区的草地主要为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等山地草甸草原、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四大典型草原和内蒙古东南部和东北三省西部的科尔沁疏林草原。由于历史上不适当的人类活动及自然因素作用，这些草原区先后形成或蜕变出了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嫩江沙地。此外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的荒漠草原边缘地带也存在沙进草退的荒漠化现象。

　　导致草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开垦耕地。历史上历次开垦耕地多发生在草原地区。1986-2000年内蒙古东部五盟、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开垦了22717平方公里优质草原。2001年至2003年，内蒙古草原勘察设计院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结合地面调查方法对内蒙古草地资源现状及变化进行了监测分析。调查显示，内蒙古草地面积目前为749185平方公里，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38860平方公里，比60年代减少100343平方公里，尤其是典型草原、草甸草原等减少幅度最为明显。第二，是草原超载过牧，导致草地生产力降低。第三，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商业公司和地方单位以防治沙漠化名义，在传统草原地区（如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疏林草原和沙地）大量种植速生丰产杨树与乔木灌木，结果往往造成超量消耗地下水，劫夺草原生态用水，破坏当地草原植被，妨碍沙地的正常恢复治理进程。此外，由于外来人口进入，优质牧场被开垦，从20世纪60年到80年代，内蒙古游牧范围由旗缩小到公社直至以户为单位的定牧，1986年后，草畜双承包政策导致牧民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加之开矿排空地下水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草地90%发生退化和荒漠化。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表明，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目前全国严重退化的草原以每年20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万至70万平方公里。

　　3 林地

　　1949年以来，在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六大林业工程支持下，我国森林面积持续递增。2005年全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8.21%。分别比1978-1981年平均值增加52%、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与北方其他地区形势基本一致，林地与天然林面积呈增长态势。林地荒漠化问题初步得到逆转，出现了林进荒退的基本趋势。

　　4 湿地

　　根据2000年统计，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为53.3%，东北区为40%。其中黄河流域为55%，内陆河流域为52.5%，部分地区如河西走廊平均为92%，石羊河为154%，黑河为112%，塔里木河为79%，准格尔盆地为80%，等等。远高于国际用水率安全线（40%）标准。长期高位消耗，尽管降水量未发生大的变化，但仍然导致地下水位普遍下降，河流减流、断流、湖泊干涸、水库废弃，荒漠化迹象十分明显。在中长期发展中，因气候变暖等原因，西部冰川持续缩小，水源地长期补给形势趋于恶化，影响水资源总量，成为未来防治荒漠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5 沙地

　　2004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有沙化土地面积173.9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12%。与1999年相比，减少6416平方公里（减少0.37%）。情况好转地区包括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河北坝上、阴山以北风蚀沙化区、山西北部、宁夏平原等农牧交错带。扩展地区发生在三江源区、民勤地区、西藏那曲、川西北等地。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对新疆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监测研究表明，1989-1999年10年间新疆草地面积减少6729平方公里，其中3559平方公里被开垦为旱田，其余转变为盐咸地、建设用地和沙地；沙地面积净增加845平方公里，其中96%来自于草地、盐碱地和旱田。内蒙古霍林河上游大兴安岭山地森林因过度砍伐森林、湿地围垦，致使河道变窄，森林、湿地的蓄水防洪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1998年霍林河特大洪水，科尔沁右翼中旗87万平方公里草地被洪水携沙掩埋变成沙地。东北地区情况也基本类似。1993年，辽宁省山地面积为1933.4平方公里，10年之后的2003年扩展为8760平方公里，年增长量为680平方公里。

　　6 社区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最快的城乡用地增长过程。1993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16.39万平方公里，2002年为20.34万平方公里，2004年为24万平方公里，2005年为26.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2年期间增加了近60%。设市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从1993年每个城市平均27.07平方公里发展到2002年的40.66平方公里，增幅达到50.20％，即在9年间平均城市用地规模扩大了一半。中国北方地区情况也与此类似，逐年大幅增长。2004年到2007年4年之中，除吉林省之外，其余四省区开发与建设面积均超过了100万亩。比较而言，5省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辽宁省征收占用耕地较多，大量水热条件适于农业生产的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综上所述，分类审视中国北方荒漠化问题，荒漠化区除林地治理形势较好外，耕地部分因生产强度加大，灌溉水用大于供，保护性耕作体系尚未成型，荒漠化处于进退胶着状态；草地因总面积持续减少，剩余部分长期超载过牧，“沙化、盐碱化、退化”等荒漠化形势“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沙漠沙地则相对稳定，其部分边缘区域因开发失当，处于活跃蔓延状态；城乡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社区部分因持续扩大，挤占大量良田，市政与工矿水资源压力不断加大，直接或间接影响周边地区荒漠化形势。通观整体，可以看出中国北方地区荒漠化形势严峻。

　　中国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基本战略

　　中国防治荒漠化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小建、香港能源服务协会创会及现任主席、大中华环境保护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德川、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所长、西藏森林生态观察站站长徐凤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再贵等表示，围绕荒漠化主题，近年来重大事件屡屡发生。2002年春季，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最大的湖泊——查干诺尔干涸；2004年河北省坝上最大的湖泊——安固里淖干涸；2005年，张北县又有20多个湖泊相继干涸；2006年，新疆湿地面积在过去50年间由28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48万平方公里；1995-1997年山西湿地面积为49.57万平方公里，2004年减少为36.60万平方公里；东北地区沼泽湿地面积由上世纪50年代的11.4万平方公里减少到6.57万平方公里；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由建国初期的5.35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3万平方公里。最新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境内连续爆发17次沙尘暴，仅次于2001年的18次，为近5年来之最；从发展趋势来看，以10年为单位统计，2000年到2006年发生的沙尘暴次数之和比20世纪后50年发生的总次数还多约50%。湖泊干涸、湿地减少、沙尘暴发生均与荒漠化直接关联。这类事件的连续、跨系统、大范围发生，使人强烈感到，荒漠化问题已经到了危及国家大局，有必要动员全社会、全民族的力量，尽早加以彻底制止的程度。

　　荒漠化爆发的基本原因

　　荒漠化是地球的“牛皮癣”。要根治“顽症”，就必须诊清病因。概括起来，导致我国荒漠化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客观存在大量沙源、全球气温升高等方面。

　　影响我国荒漠化的人为因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人口绝对数量高速增长，加之单位社会成员环境干扰能力爆炸式扩展，导致人类社会对生存环境压力空前加大。一方面，我国1952年时西部12省区总人口为1.69亿人，2003年为3.72亿人，净增长1.2倍。同一时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由4703立方米降为1,918立方米,人均耕地占有量则减少为0.17平方公里；另一方面，单位社会成员借助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基础设施装备，其消耗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能力持续增长。上述变化是当代西部人口--资源矛盾加剧的根源。

　　第二，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剧烈变化的认识不足、思想水准落后于时代要求。历史上的西部曾作为摇篮哺育了中华民族。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部地区在经历数千年历史与文明传承后，承载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开垦并耕种着最大规模的耕地，承受着巨大的环境资源压力。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尽管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减人口与资源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人口翻番，耕地增加，工业建设，城市化扩展，生产装备现代化，技术强度加大，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发展等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总压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加重了。

　　第三，技术泛滥，滥用技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及常规技术领域引入了难以计数的项目，进入了全球技术体系大融合时代。但任何技术本身均存在对原有系统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两方面功能。当代人们为追求技术正面效应而大量引入、应用、发展的现代技术，在取得正面效应的同时，负面效应也在迅速完成海量积累，这样的积累加上历史前期积累，共同构成了我国西部荒漠化爆发的技术基础。

　　第四，社会转型期特殊阶段的产物。任何社会运动总是由追求单一目标、主要目标，然后转向追求多目标、综合目标的。经过30年的发展，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其生态负效应在西部地区累积成型。这成为荒漠化问题持续恶化的基本社会因素。

　　2 世界关于人类与荒漠化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全球范围内尚无完整的可供中国直接使用的防治荒漠化体系

　　尽管人类防治荒漠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客观现实仍是严峻的。1950年到1965年，前苏联在其欧洲部分南部、东南部400mm降水量以下的草原地区营造国家防护林带5320公里，营造农田防护林571万平方公里，绿化固定沙地32.2万平方公里。这项防治行动的结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部近50年来土壤侵蚀规模占到有史以来侵蚀总量的60%，水面减少60%～70%，流域地下水位下降4～6米，150年前曾存在的60%的物种消失。这是一次失败的荒漠化对抗战役。

　　位于北非的撒哈拉地区，1968年前的15年间，风调雨顺，人口持续增长，农耕地由南而北推进了100公里左右。1968～1972年发生严重旱情，当地损失家畜350万头，死亡10万人以上。1977年内罗毕联合国荒漠化会议的《行动纲领》，形成了有93个国家参加、集中于打井灌溉，解决荒漠化蔓延的撒哈拉地区行动方案。但在连续7年行动之后，到1985年，撒哈拉地区荒漠化不退反进，竟演变成荒漠化受害者达3000万人、1000万人沦为生态难民、荒漠化加速蔓延态势。联合国于1987年被迫宣布终止行动，承认控制行动失败。

　　因开垦耕地等因素影响，北美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巨大的土地荒漠化。1934年美国发生历史上最大干旱，沙尘暴由西部垦区向四周蔓延，影响到其75%的国土面积，27个州受到严重影响。1417万平方公里耕地毁坏，4049万平方公里农田的全部或部分表土丧失。加拿大同一期间部分区域整个表土损失2000吨/平方公里，大草原地区的萨斯卡切温、阿尔伯塔、麻尼托巴三省农田大约20%受到风蚀。小麦、玉米分别减产32%、50%，20万个农场破产，30万人由大草原迁移。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治理，美加两国政府在减少土壤侵蚀与沙尘暴影响的一代人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美国、加拿大人口少，经济发达，他们在荒漠化控制过程形成的“减人减耕还草”经验在中国的实用性受到制约。此外，美国大草原区近年来面临地下水开采过度，水位降低问题，已经引起人们严重关切。

　　以色列50%的土地是沙漠，年降水量少于150mm。以色列依靠灌溉农业与设施农业，高度科学化的节水农业技术，使有效灌溉面积从1948年的3万hm2扩大到现在的25.5万hm2。农产品及涉农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90.75亿美元，其中鲜活农产品6亿美元，加工食品6亿美元。以色列的瓜果、蔬菜占居了欧洲40%的市场。被称为“欧洲的冬季厨房”、“出卖地中海阳光”式的国家。但在这一成功模式的背后，农业吞噬了以色列水资源的2/3。由于上游及太巴列湖大量取水，20世纪60年代死海年入水量为13亿方，如今只剩下1.3亿方，死海水平面年平均降低1米左右，20年来下降了1/3，沿岸出现了1000多个车库门大小的“下沉洞”。如不加治理，30年后死海将成为盐碱沙漠。

　　3 中国防治荒漠化对策系统现状分析

　　1958年10月28日，中国在呼和浩特召开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治沙规划会议，会议制定了《内蒙和西北地区治沙规划方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荒漠化控制工作，付出了大量劳动，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迄今为止，荒漠化整体形势没有根本改观，“局部治理，总体加剧”，“治理与破坏相持”，“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弄不好“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净增相当于10个海南省的面积的荒漠化土地，，成千上万的农牧民将成为"生态难民"”，该大势说明，与冷酷的荒漠化对象相比，我国荒漠化对策体系尚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强大的荒漠化对手与薄弱的防治荒漠化体系，在我国现实的荒漠化攻防矛盾运动中最终表现为，防治荒漠化战役处于胶着状态，互动中防治荒漠化力量居战略劣势地位，整体上荒进人退，荒漠化成泛滥之势。

　　人类曾经用工程控制方式多次成功地解决过重大建设问题。古埃及的金字塔工程、古代中国的长城工程、都江堰工程；近代以来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三峡工程等等。这些既是人类历史发展宝贵的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从理论上看，工程控制方式是人类对抗危机最高水平的方式，也是最后的方式。防治荒漠化是全人类宏大的历史任务，其范围之大、问题积累历史之长、涉及人口之众、问题之复杂、建设任务量之重大、建设成败与文明存亡关系之密切为人类有史以来之最壮伟的建设课题。如此重大、复杂的任务，只有用防治荒漠化工程——人类最高水平的建设方式，才能完成任务。

　　根据治荒工程建设整体结构特点，可分为对象—对策两个体系。第一，对象体系从横向可划分为沙地、草地、耕地、林地、湿地、社区6项基本地理单元。每一单元具体内容从纵向分为区域水土资源系统控制、区域植被与生物资源控制、区域基础设施与工业系统控制、区域能源系统控制、区域经济系统控制、区域人力资源建设控制、区域人居生活设施建设控制、区域文化工程控制8个层次。纵横两方面共分解组合为48个防治对象。第二，对策体系可划分为生产子系统、管理子系统、科教子系统。其中生产子系统划分为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管理子系统划分为行政、市场、民众管理层次，科教子系统划分为研究、推广、教育内容。三者间相互组合，可构成由27个对策性亚单元组成的防治网。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象、对策控制体系相对接，最终组合为1,296项(48×27)基本亚单元构成的防治荒漠化工程系统网络模型。为便于简化认识与形象理解，将对策系统中的生产子系统、管理子系统、科教子系统作为四面体的三个面，将对象系统作为底面。上述防治荒漠化工程模型即可简化为四面体，简称为治荒工程“金字塔”模型。

　　4 中国正处于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的最佳时期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郝诚之表示，中国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认为，新世纪应该换一种思维看沙漠资源，应用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理论，把太阳光留住，把生物链延伸，“寓防治于开发之中”，构建资源节约、环境环保、人类与生态双赢的新型平衡系统。

　　荒漠化问题位居全球三大生态环境课题之首。与北非、西亚、中亚、南美等荒漠化问题严峻的国家相比，当今我国在防治荒漠化问题上具有如下基本优势：(1)具有大量最勤劳勇敢的人民；(2)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具备一定经济实力；(3)正在成为世界科技革命推动中心之一，拥有7000万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4)全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荒漠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教训深刻，近50年来演变历历在目，存在强烈的防治愿望；(5)国际形象良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动员与协调能力增强；(6)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安定团结，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以上基本特点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正处于完成荒漠化工程建设目标的最佳时机。

　　加拿大农业部国际科技合作局副局长周坚强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刘巽浩、内蒙古大学额尔敦布和、尼日利亚卡拉巴尔大学教授厄耐基也认为，中国对治理荒漠化的重视程度和治沙水平，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历史地来看，当今人类如果有机会控制荒漠化的话，那最有可能优先实现防治目标，进而推动全球防治荒漠化工程的国家将极可能就是中国。防治荒漠化是全人类赋予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机遇转瞬即逝，我们决不可以无限期推托。我们必须立即下定决心，实行标本兼治。

　　长远来看，中华民族的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在三个层次上具有突出意义。第一，由于荒漠化根因客观存在，每一项原因由于规模巨大，具有演化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其负面累积效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必然仍将处于“惯性”增加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部分荒漠化问题将积累到达临界状态。因此，警觉起来，紧急行动具有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第二，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是导致荒漠化的基本原因。而两者共同作用产生的效应，在除去荒漠化之外，为我国当今面临的一系列其他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因。一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荒漠化问题同时爆发，加大了荒漠化控制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荒漠化问题又都属于“同因异果”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要解决了荒漠化问题，就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与技术经验储备。因而进行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具有积极的国民经济建设系统全局意义。

　　第三，中国荒漠化的形成也是全球社会经济生态运行的产物。中国荒漠化问题的成因也同样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全球系统中，其对全球系统也必然产生类似的共同作用结果。荒漠化是世界三大环境问题之一。解决荒漠化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因而具有全球意义。以此为基础进行国际合作，将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学习以色列经验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博士熊云武和一些专家认为，面积只有2.2万平方公里，境内大部为山地、高原，近70%的国土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50％的国土降雨量少于150mm的以色列，20世纪70年代农业还很落后，但近几十年，以色列人依靠自身努力，变荒漠为绿洲，在解决了本国农业安全问题的同时，将以色列建成了现代世界农业革命的中心之一，创造了近代史上人类治荒的奇迹，其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1极度荒漠化区的农业奇迹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人口为65万，2005年人口规模达到700万，是1948年的10.8倍。大量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断对农产品数量、品质提出增长需求，成为其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天的以色列农业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农业规模成倍增大。1950年，以色列全国蔬菜类总产为20.3万吨，水果为30.4万吨，禽肉为0.47万吨，奶类为9.22万吨。2002年四类产品产量分别为蔬菜170万吨，水果124万吨，禽肉43.4万吨，奶类121.1万吨。与1950年相比，蔬菜类产品增长了7.4倍，水果增长了3.1倍，禽肉增长了57.7倍，奶类增长了12.1倍,农业产值则增加了45倍。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2.7%。今天的以色列食物自给率达到97%，蔬菜、水果、花卉与农业技术大量出口，谷物部分进口，进出平衡，稳步发展。二是生产效率持续提高。1950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17个人，这在当时已经属于较高水平。在这之后依靠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2005年为95人。在土地生产力方面，以色列单位面积小麦产量居世界领先水平，棉花单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6倍，每公顷温室大棚每年生产300万支月季,每公顷鱼塘集约化养鱼产量为300t，鸡年均产蛋280枚，每平方米禽舍可以生产鸡肉195公斤，单位成母牛年产奶量达到10吨以上，几乎所有农业生产效率指标均居世界农业最高水平之列。

　　三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强劲。20世纪70年代之后，根据农业形势变化，以色列将原来自给自足封闭发展模式及时转向开放交流模式。迄今为止，完成了特征鲜明的两个过程。1975～1990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为以出口农产品为主导。在蔬菜、水果、花卉方面建立了以“沙漠农业”、“沙漠甜”、“欧洲的冬季厨房、冬季菜园、冬季果园、冬季花园”等为基本特色的科学化生产体系；1990年之后为第二阶段。过渡到了以“农业技术输出”主导的生产体系。迄今为止，在农产品输出方面，以色列农产品畅销欧美，近四分之一的蔬菜，40%左右的柑橘，三分之一水果，80%以上的棉花，近80%的葵花，95%的花卉用于出口。在技术产品出口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农产品出口依然占优势；1995年农业技术出口比重上升为47.8%，两者基本持平；2003年为54%，已经稳步出超，加上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和制造业的出口额，已经达到农产品出口额的两倍，2005年水利技术一项出口额达到8.25亿美元。以色列公司占据世界50%的滴灌市场。今天的以色列农业在农作物种子、肥料、农药、灌溉机械、农业机械、畜牧场服务等技术方面均具有显著市场优势，已经推广到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四是农业生产充满活力，生机勃勃。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经历了剧烈的工业化过程。1950年农业人口为35.4%，1960年降为8.8%，2005年为2.6%，约7万人。1961年人均GDP为5217美元，1993年为15149美元，2005年为2万美元，进入世界人均GDP排名前20位国家行列。

　　2国家主导治理荒漠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近60年来，以色列政府从政策、财政、信贷等方面向农业倾斜。在政府领导协调下，各部门每年都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统筹规划，引导发展方向，确定发展重点，稳定市场价格，稳步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良性发展；建立国家合作运动基金和保险，其中包括自然灾害保险基金，专门补偿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损失；农业和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向农民提供发展生产所需资金；国营公司承担诸如国外市场价格下跌等意外情况造成损失；重法制农业，实行依法治水、依法治地、依法处理农业各类问题。

　　水是荒漠化区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国家对水利工程的建设经历了三个基本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工程建设。从1953年开始，投资1.47亿美元，启动纵贯南北，从金奈勒特到内盖夫边缘，直径2.74米，长145公里的主输水管道，该项目于1963年建成。紧接着又投资7亿美元余，开凿从黎巴嫩利达尼河哈尔达利桥到加利利湖，铺设辅管道4500公里，与前一项工程合计共形成了14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成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农业能力迅速扩大的根本基础。第二阶段是滴灌技术革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以色列已经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能力，但缺水问题依然存在。1964年在SimchaBlass和Yeshayhu创新专利技术基础上，专门开发滴灌设备的Netafim公司。滴灌技术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节约1/2的灌水，单位面积可以增加1/3到5倍的产量，可以使水分、肥料利用效率最高达到95%，可以控制沙漠地区土地盐渍化。新“灌溉施肥技术”的发展完善，有如春风迅速吹遍以色列。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农业仍然以喷灌为主，到80年代则迅速替换为滴灌。迄今为止，滴灌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沙漠保护地栽培面积的扩大。滴管技术革命解决了荒漠化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重大技术问题，同时为以色列农业由自给型向国际交流型转化，最终实现农业进出平衡，自给有余奠定了必须的技术基础。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色列陆续启动海水淡化，回收和净化城市污水，恢复水井，人工降雨，地下微咸水开发等工程建设，开发新的水源。上述工程与规划实施使以色列从根本上在荒漠化区完成布局均衡、高效利用、来源充足的国家现代水资源网络体系建设。1970年全国灌溉用水量为13.4亿立方米，2000年降低为10亿立方米，其中淡水用量为7.02亿立方米，占当年淡水用量的44.3%。根据发展需要，未来计划进一步压缩农业用淡水，增加再生水使用量。预计2020年时农用淡水比重将进一步降低到26.5%（5.3亿立方米），农业将进入以再生水利用为主的时代。

　　根据《水资源法》规定，以色列所有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实行价格分类管理。其中城市水价0.7美元/立方米，工业用水0.36美元/立方米，农业用水0.22美元/立方米。国家规定家庭每户每月用水量为24立方米，定额范围内价格为1.2美元/立方米，定额范围外为5美元/立方米。国家鼓励农户节约用水，随着污水处理规模扩大，通过价格调节鼓励农业使用再生水。北部部分地区再生水价格为3美分/立方米，用量已经占农业用水总量的90%。

　　高度重视水资源利用的结果是耕地面积与灌溉地面积同步增长。从1995年开始，根据在沙漠地区农业长期建设实践，以色列启动向沙漠进军行动。如今内盖夫地区沙漠绿化面积已经达到1.2万平方公里，并且仍在以年200～300平方公里速度增长。沙漠地区种植业100%为灌溉生产。灌溉农业已经成为以色列农业的主体，种植业产值的90％以上来自灌溉农业，占耕地44％的旱地农业产值比重低于10％。3以色列经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启示以色列2000年人均耕地在世界人均耕地最少国家排名中列第32位；人均水资源265立方米，属于世界第12位最缺水国家；干旱与半干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2%以上，在全球潜在荒漠化威胁最严重国家中排名29位。经过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色列在绝大部分面积为荒漠化区域的国土上，无疑已经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农业强国。以色列的历史实践回答了四个重要理论问题。第一，从巴比伦文明开始，近6000年来，就国家级水平而言，人类与荒漠化斗争的经历总体是一个荒进人退的痛苦过程。人们一次次用疑虑的目光在追问，人类真的能够防治荒漠化吗？以色列近60年中人进荒退的历史性实践给出了完全肯定的答案。1995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以色列的8倍，人均耕地面积为以色列的1.5倍。既然以色列人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能够防治荒漠化，中国人也一定能防治荒漠化；第二，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农业，从来就是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与社会包袱。以色列人用半个世纪的实践圆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农业的出路在于科学化，21世纪是生物产业大发展的世纪。这为全球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明了道路，树立了信念；第三，城市发展繁荣与农村凋敝衰落是一切欧美国家与新兴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通病。以色列城乡两旺、农工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史实证明工业化的弊端是可以避免的；第四，在完全荒漠化无人区建设现代生物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组织与社会，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以色列将科技创新与社区建设创新相结合，坚持长期实践，荒漠化区生产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事实，为全人类的同类实践提供了现实模型与理论指导原则。4以色列防治荒漠化的成功之路以色列全民防治荒漠化成功的基础基本包括三方面。第一，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共有7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民族移民以色列，多元化人口结构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与总体奋发向上，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第二，以色列重视科技教育。坚持“教育是创造以色列新民族的希望所在”基本理念，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国家教育经费始终保持在8%以上。第三，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农民是国家受教育水平最高人群，他们大都受到高中以上、甚至专科或大学的教育，从国外移民归来大量的农艺师、工程师等大多进入了农业部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当时科学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农业建设人群。如此坚定稳固的基础昭示着以色列防治荒漠化奇迹发生的必然性。以色列的花卉栽培面积为2500余平方公里，几乎是每公顷栽培1个品种。全国从事花卉生产的农业劳动力为2700人，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3.9%，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6%，占全国新鲜农产品总产值的31%。因此花卉是朝阳产业；2004年，以色列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占全国农耕地的1%，其产品80%出口，创汇5700万美元，效益高于其他作物平均效益水平，所以生态农业为新发展途径之一；2005年，针对未来10年约400亿美元的世界水利工程市场发展需要，以色列民间联合Mecorot国家水利公司、水利技术公司、初创公司和孵化器、以色列大学、风险投资公司和私人投资者、以色列制造者协会、以色列出口和国际合作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机构等108家单位，成立水利联盟，致力于更加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等等。以色列防治荒漠化成功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全新实践。以色列气候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湿，夏季干热。以色列的沙漠、荒漠化是热带地区的沙漠与荒漠化。以色列农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商业文明结合的典范，高度机械化、智能化、国际化，在大交流中发展进步；以色列的农业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然后是锐意创新、积极实践。伴随着以色列防治荒漠化实践对世界发展影响的扩大，以色列的发展模式在变化，向更多知识化、技术化、全球化方向转变。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经验属于全世界，世界化的东西必将走向世界。今天，当人类面临新的危机时，以色列人在这一古老的地点上又一次创造了农业奇迹。如果将以色列的农业体系经过适当创新，推广用于全世界，将可以养活3倍于现在的地球人口，基本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机。在全球农业发展面临众多挑战、农业危机显露大势下，以色列人民用神奇的双手，将古老的荒漠化土地一片一片地点绿，变成高效益的农业资源，创造了近代荒漠化区农业发展的奇迹，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第二届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的特点治理荒漠化是一项艰苦的伟大事业。事实上，人类在与自然界共存过程中形成的长期特殊关系，决定了人类必须在某些方面自我约束，与自然界和谐共存。正如大会主席胡跃高教授所说，本届大会达成的共识，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其历史性成果将会成为当事人个人，以及全社会的宝贵财富，长期地存在下去。这次会议与第一次国际会议相比，有3个方面的鲜明特点：1、这是大会主办方第一次尝试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边疆城市乌兰浩特举行，该市远离所有中心城市，到防治荒漠化的前沿阵地，与地方政府结合，共同举办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商讨防治荒漠化事业大计。这是尝试进行国际国内结合、中央地方结合、多部门结合、多学科结合、与民众结合，推进防治荒漠化事业的勇敢行动。因此，所有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官员都知道，防治荒漠化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都是辛勤劳动的成果，都会倍加珍惜。2、在这次会议上，所有与会代表一致同意，第一次以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的名义向世界发布共同防治荒漠化的“中国乌兰浩特倡议书”。倡议世界同仁共同努力，行动起来，致力于防治荒漠化的伟大事业；3、这次会议首次尝试以国际防治荒漠化大会科学技术委员的会的名义，开展向全世界推荐防治荒漠化工程优秀技术成果与理论成果活动，设立荒漠化奥斯卡奖。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两河流域的荒漠化最终导致了巴比伦文明的消亡，北非荒漠化的长期存在及近代以来的全局性恶性发展，是古埃及文明消亡、非洲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国际上大量防治荒漠化实践证明失败居多，所谓成功仍然多表现在为技术性的、短时期的、个别领域、局部地方性质的成果。由严酷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世界关于人类与荒漠化谁胜谁负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荒漠化问题及其影响，比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完成任务的艰巨程度要大的多。对此，全人类必须警觉起来，共同参与防治荒漠化这一关系人类未来生存的重要事业中来。（邹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