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火箭易得两病

　　1974年3月8日，王洪文针对王永志的问题，还批评七机部太右，办事不力。于是3月21日，在王洪文的授意下，王永志在北京被隔离审查，关押在火箭研究院89栋2单元一间狭小阴暗的小屋里。他夫人王丹阳也因此而被停职，不准再从事情报研究工作。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这时患了肾炎。王丹阳只好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去医院排队挂号，给两个孩子看病，晚上再为孩子熬中药，等熬完中药，已是深夜。关押期间的王永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王永志依然无法割舍自己最爱的火箭事业。造反派没收了他有关火箭的所有资料，他便坚持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回忆各种程序、公式和数据，把脑子当稿纸，反复推敲各种火箭设计方案和技术难题，留苏时锻炼出来的记忆力这时完全派上了用场。

　　1975年，被关押了500天的王永志因查无实据，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仍给他留了个“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于是单位不能使用，更不能重用，他被下放到火箭研究院铁路专用线当了一名搬运工。同步通信卫星工程上马后，“长征3号”火箭总师谢光选想起了王永志，顶住压力，给王永志分配了一个任务：搜集、整理、分析国外资料，编写一本有关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方面的书。当搬运工的王永志这才回到家中，开始与夫人王丹阳一起编写《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1976年盛夏，唐山大地震，火箭研究院的人都住进了防震棚。但防震棚太乱太吵，很难正常工作。为了尽快赶出书稿，没有震情时，王永志和夫人就回到六楼家中写稿。一有震情，两人再带着孩子，提着装满书稿和草图的小箱子，从六楼跑到防震棚。一天晚上，震情预报后，一执勤人员见六楼一间屋子仍亮着灯光，急忙冲到楼上，敲开房门一看，王永志夫妇满头是汗，正伏案写作，而对楼下的震情，居然一无所知。后来《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出版后，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好评，为中国通信卫星工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77年，中央工作组直接进驻航天部，终于搞清了王永志的问题，并为王永志平了反。不久，王永志被提升为总体设计部第一副主任。为了让中国的火箭立足于世界之林，王永志一上任便搞起了他的老本行———火箭设计。此后，他设计出了一系列的火箭，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

　　1986年12月，王永志出任火箭研究院院长，他率领着他的团队，向银行贷款4.5个亿，大刀阔斧地搞起了大推力“长二捆”火箭，并让“长二捆”火箭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竞争，多次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卫星送入太空，为后来搞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愿望。

　　一位苏联专家曾经说过：“搞火箭的人，不是得心脏病，就是得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直搞火箭导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承受的压力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因为几十年来他总是提心吊胆，所以他的心脏也难以保持正常。然而，为了实现他人生的第三个愿望，他又将心血全部倾注在了对中国载人航天的探索与论证上。

　　也许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们看中的正是王永志这种博大的胸怀、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才干，经过综合考评，打算将大总师这一重担搁在他的肩上。但据说为慎重起见，1992年的一天，有关领导还是专门来到钱学森家，就谁当大总师一事征求钱学森的意见。

　　李鸣生

　　江西人民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