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们的语言便屈身于外在强加的避讳和内在自律的忌讳，同时醉心于动听的象征性概念，而忽略直指事实的明白确切的指称。老子曾痛心地疾呼“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然而儒家的正名主义者则心安理得地宣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于有脸面的人，不能随便批评。《榖梁传》有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们中国人的大脑有一种特殊功能，便是时时留意哪些语言用法是备而不能用的。这样一来，大脑的语言功能自然朝着安全而动听的方向发展。汉语的声音韵律之美，于是与汉语的象征遮蔽之病，并驾齐驱，难解难分。

　　五四先贤曾对桐城选学之类摇头晃脑发昏做梦的假象性古文大加挞伐，力倡白话文，可谓功不可没。可惜不久便形成新式的意识形态八股文体和说话方式。语言文化的演化，往往是新式不觉脱胎于旧，而陈旧摇身一变为新。现代汉语，顾名思义，本应有现代性格。什么是现代性格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高远难及的标准，无非是现代人类已经达到的，诸如科学、民治、市场之类的建制，以及适应这些建制的社会意识。说来容易，然而现代意识及其语言的最通常的用法，无论科学术语的规范与普及，宪政惯用话语的通行，抑或契约规范、时间效率、法律明确、思维简洁等等的语言习惯，在我们的现有语言中是如此珍稀难觅，偶有所见，亦如阳春白雪，徒引路人侧目而已。

　　新八股的表现，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式的，也可以是商业潮流式的，总之用少量定型的词语，套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造成千人一面、万人同声的社会局面。如果人人张口便是什么“名牌，明星，名人，名车，名狗，名猫，名表，名鞋”，什么“飙车，赛车，玩车，买车，养车，偷车”，什么“小姐，小蜜，靓女，帅哥，二奶，三奶”，什么“桑拿浴，按摩室，美发厅，洗脚房”，什么“高消费，高投入，高产出，高尔夫”，什么“帅呆酷毙，一头雾水，大跌眼镜，吸引眼球，人间蒸发”，甚至什么“菜鸟，初哥，大虾，恐龙，酱紫，拍砖，灌水，水母”——如果人的意识被这些纸牌般的简陋词语牢牢套住，稍欲动脑便落入窠臼，还能有多少独立思维的余地呢？

　　文/唐逸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