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宋健院士1984年任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至199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在共和国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达15年之久。这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艰难探索的时期，也是取得长足发展和重要成就的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这一时期科技战线上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和重大事件，为新世纪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实施和科技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定执行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

　　——实现了面向经济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和加强基础研究“三个层次”的战略部署，组织实施了开发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攻关”计划，把科技恩惠洒向农村的“星火计划”，面向高技术的863计划，培育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火炬计划”，旨在振兴基础研究的“攀登计划”，加强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建立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大学科技园，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等，形成了我国跨世纪全面科技发展的战略格局。

　　——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了院士制度，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启动科技立法，为科教兴国奠定了法律基础。国家制定并颁布《科技进步法》《技术合同法》等科技领域的法律；开辟软科学研究领域，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将“技术创新”提升为国家政策；研究提出并实现了“五天工作制”的社会工作制度；启动了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其中“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引人关注。

　　——推出“科教兴国”战略等。

　　1998年以后宋健出任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不再担任科技战线领导之后，至今仍在科技战线上辛勤地耕耘。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科技事业的领导者和见证人，他的很多战略思想、工作部署、创新理念和成功实践今天仍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突破口：让开大道，占领两厢

　　“1984年，我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职务的时候，有些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一个重大难题需要去破解，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新路。”

　　宋健说：“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虑。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经济"？同时，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

　　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取得科技界、经济界对这一重大转变的理解和支持，做到既面向经济又能更快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创造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途径。有人主张对此开展大辩论，宋健觉得不宜这样做。科学高于社会生活，不能那么纯功利，这也有道理。文革中的“大批判”把人搞乱了弄烦了，现在要团结，向前看，集中精力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大辩论易引起再争斗，扩大矛盾。宋健形象地比喻说，大辩论有“断尾铩羽”的可能，辜负科学家们的一片赤心。要想新办法，开出新路，功利与闻道兼顾。

　　“那时候农村改革起步不久，农民只会用传统方式种玉米、萝卜、白菜。城里人有买鱼的票，却买不到鱼。生产力低下使然。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骑车转了一上午，走遍了前门、朝阳、东单、西单等地的许多菜店，才买了点小鱼……”

　　难以忘怀的贫困经历，使宋健感叹“我们的农业真是太落后了”，“如果不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不仅农村没有希望，也满足不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既然科研院所暂不能大动，国有大企业暂不能碰，那就“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吧。首先把科学技术洒向农村当成突破口。以面向农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为目标的“星火计划”，1986年开始实施，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太行山的“星火计划”搞得有声有色，不到5年，全国85%的县都搞起了“星火计划”，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坐着轮椅下去推广“星火计划”，每次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改革开放为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新产品的引进敞开了大门。财政部拿出1亿美元，引进世界各国的好作物、良畜禽、新水产，同时开发自己的新品种。杂交稻、防虫棉，良鸡、优鸭、荷兰牛，罗非鱼、海湾扇贝，西兰花、大樱桃、红星苹果、硬柿子等都是在这个浪潮中引进或自己开发的。我们用对虾和美国交换他们的海湾扇贝，互通有无，互利互惠。

　　海水养殖，关键是育苗，需要自己开发。第一个突破的是安徽的大闸蟹淡水育苗。现在除了大洋鱼类之外，很多水产品我们都会育苗了。

　　农民高兴，科技界动了心，各部门都高兴，都支持，用不着“大辩论”。

　　农业部搞了“丰收计划”，与“星火计划”齐飞共色，相得益彰。

　　科技体制改革，首先在服务农业过程中取得了新的知识。

　　“有一首歌叫《回娘家》，唱的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哪行啊！应该学会大规模工厂化养殖，要的是"左手1万只鸡，右手10万只鸭……"”谈起“星火计划”的实施，宋健自豪中带着幽默。

　　他感慨地说道：“历史证明，社会发展要想预先想定一个模式，一般很难成功，大多要失败。就是要像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寻找和开创新的道路。我不相信世界上只有一条死路，一定另有通衢大路通向光明和美好未来，而且不只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

　　 “星火”和“火炬”两把火

　　继“星火计划”之后，探索科技经济结合的另一个措施是“火炬计划”。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评价说，这个计划的成功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从科技系统内部追求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局限，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宋健说：“"火炬计划"其实是和"星火"一块提出来的，但因为一开始有些异议，1986年没有能够出台。”

　　当时的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高新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很多科学家受到很大触动。陈芳允、杨嘉墀院士找到宋健，提出“应尽快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的想法，宋健热烈支持，建议向中央反映。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100亿元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863计划”由此诞生。

　　宋健告诉记者，“火炬计划”是“863计划”的姊妹篇，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技术企业和开发生产高技术产品，决心改变高技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火炬计划”的深远意义。有人认为，高新技术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启，资金还不富裕，应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

　　宋健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1988年，机会成熟了。那一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以东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前驱，加快发展出口产业和贸易，以带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火炬计划”是依靠自己智力，自主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计划，在大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形成“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犬牙交错的发展态势”。经上报国务院后立即得到批准。

　　“火炬计划”另一目的是把有市场价值的基础性、开发性研究成果推向市场，创办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研究院所实现“一所两制”。曾在研究所有过长期工作经历的宋健深知当时研究所的困境：研究工作与经济脱节，人浮于事；日益增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青年工程师和各种技术人员“无用武之地”。“引导千百万的科技工作者和大学毕业生"下海"，进入市场，是执行"火炬计划"的重要目标。”从此，年轻人独立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渐成风气，形成潮流，遍布全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

　　如同“火炬计划”一样，建立高新区也不是一帆风顺。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新区的定位很明确：“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战略基地，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企业改革的示范区，是高技术向传统产业和全社会扩散的辐射源，是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桥头堡。”从1988年5月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试验区”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相继批准设立了53个国家高新区。“火炬计划”的这个实施载体在全国形成了系统布局，火炬之光照遍了神州大地。

　　1991年，“火炬计划”实施3周年之际，小平同志为“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进一步指明了“火炬计划”的发展方向。那一年，国务院发布了12号文件，明确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高新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高新区我比较满意。”宋健笑着说，国家高新技术园区2007年已聚集了200万科技大军，生产总值17574.5亿元，以所占约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产出了全国7.1%的GDP；高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增加值7亿元，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高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为62.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3倍……他如数家珍地说出了这样一连串数据。在各高技术领域都出现了能在国际市场上争雄的新企业。“前几天，我刚去深圳华为、中兴看了看，真是让人高兴。”2008年，华为全球销售额达到233亿美元，国际市场收入所占比例超过75%。华为、中兴都是“火炬计划”支持发展起来的，都成长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技术企业。

　　20世纪90年代初，中石油集团旗下负责石油勘探的东方地球物理公司需要引进一台IBM的大型计算机。美国不卖，只同意租给中国，但前提条件是要监控这台计算机的用途。中石油不得不专辟一室，美国人24小时守在里面，中国人不许入内，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租费和工资，每项计算都要受美国人的监控。宋健说，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我们有了数种自己的超级计算机，批量生产，美国就是想卖给我们，也要按质论价了。”

　　“星火”“火炬”等计划的实施，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闯出了新路。宋健有诗云：“科技涛涌催乡廓，归舟重载耐风波。漫游科海促销魂，知罪一代两把火。”

　　 “断代工程”：大科学的跨越

　　1996年到2000年，国务院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界为之振奋，全世界为之瞩目。

　　史学家周谷城称该工程“重要伟大”“高瞻远瞩”“坚决拥护”。

　　钱学森院士称“这是一次学术研究工作的创举，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大科学！”

　　的确，如果说“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突破了科技、经济之间的习惯壁垒，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则实现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是一次超越学科、领域、部门和思维范式鸿沟的大科学跨越。

　　中华民族号称有5000年文明历史，可是我们的年代学标尺却只是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达成共识的确切文明史，只有不到3000年时间！之前的2000年，包括周朝(部分)、商朝、夏朝、禹、舜、尧直至黄帝时期的历史，或语焉不详，或疑为传说、假设，或打上“？”。为了一个细微的年限考据差异，国人内部甚至争吵不休，莫衷一是。这不但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交往中常常遭遇尴尬，说话底气不足，而且为某些人贬损中华文明史留下了话柄。

　　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的5000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战乱、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我们应当引为骄傲。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我们有充分的文献、史实可以证明自己！

　　宋健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尴尬。”“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他介绍说，179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一名法军上尉在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称为罗塞塔的港口城镇郊外指挥挖掘工程时，意外地挖到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有希腊文字、民书体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就是罗塞塔石。后来学者们破解了古埃及人书写的象形文字，成为破译文字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为埃及断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有究沉探源的勇气。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史学界囿于历史局限和科研手段制约，不能够超越思想的藩篱和历史的迷雾，那么今天是时候了！改革开放为史学研究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超越前人的大舞台。

　　我们有两大法宝：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举全社会之力完成大工程；二是有天文学、现代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盟助阵。

　　1995年9月29日，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课题，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联合，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进一步发展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被列为“九五”重点工程。“参与工程的170多位学者，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为主力，包括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们都做出了贡献。领导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齐心协力，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成功地组织领导了这一工程的实施，受到学界的尊敬和赞扬。北大和考古所的碳-14测年工作贡献很大。席泽宗院士花了很多心血，领导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议者，宋健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酬“断代工程”初遂》等重要论著，为史学创新提供了重要思路。

　　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北京通过专家验收。初战告遂，新发现不少，收获甚丰。课题组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就公元前841年以前1200多年朝代更迭的时间作出了初步结论。“现在得出的最早的、确切的古史纪年，要比《史记》的记录前推近800年。”(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

　　某些外国媒体污蔑“断代工程”是“煽动民族主义”。宋健撰文指出：“中国人应该研究中国人的历史，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对于任何好的建议，要给予尊重和采纳；但对于恶语中伤，则不必在意。不管外国人怎么说，自己的科研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针对有人对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资格提出的质疑，宋健观点鲜明：“不能说上一代人研究过的问题，下一代人不许动。这不能成立。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长期积累，每代人都是科学的主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为科学大厦的壮丽做出自己的贡献。后人会做得更好，超过前人，历史已有定论。”(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胡菊芹仇方迎)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