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凶猛

　　所谓生、老、病、死，人生百年，全在其中。

　　所以，人人都在医患关系网里。

　　医患纠纷，从未间断，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换，

　　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

　　医闹何以横空出世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全国各地频繁上演的医闹事件，引起众多思考和讨论。这么多地方，在同一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发生类似的群体失范行为，又该是出于怎样深层次的原因？

　　医患信任丧失的火山隐忧

　　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

　　事隔3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是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甚至连很多医院内部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药品回扣的存在，使得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有些医院通过治理，公开了药品价目，但人们拿到手里的处方药费仍然居高不下——“聪明”的药厂给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可翻上好几番。而高价药充足的回扣空间，令其长兴不衰。

　　于是，能用普通药的用进口高级药，一两种药能治好的，开出了四五种药，甚至还会鼓动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因此老百姓看一次常见普通病花个几百元上千元就成了寻常事。

　　在医疗保障体系还不能福泽全体人民的时候，医药暴利让一些有重症病人的低收入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即使普通人偶尔就医，也对一次小病的药费咂舌不已。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能数出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的类似事件：

　　2008年，成都符先生的母亲患癌症进入该市某知名医院治疗，出院时，胡先生仔细查看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发现有一千多元的药品是根本没有使用过的。医院在退款时表示，电脑是根据某种病情自动打印费用清单的。

　　小张肚子疼，来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检查，医生简单询问后，开出了输液单，连续5天的葡萄糖，费用竟达500多元。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埋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

　　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看得到、够得着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怨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渠道对比后的趋利选择

　　当然，医疗纠纷，本也有合法的解决之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陈桂芹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

　　医疗纠纷中，像这么情节明了、有多名人证的情况实在太少。医疗纠纷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方面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主要有卫生行政机关和各地医学会，有时候也会由不同医院之间相互交叉鉴定。无论哪种鉴定主体都难以让人信服。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为“老子”与“儿子”；医学会成员与医院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院之间交叉鉴定，即使不念在同业关系，也会因风水轮流转，害怕万一哪一天鉴定方落到被签定方手上，而难以秉公行事。

　　不管这里有多少推理的因素，但普通百姓的不信任，加上有时候出不起鉴定事故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

　　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倒有可能放下架子，祈望息事宁人。但大多数时候，事故经认定尚且困难，在自行协调中，又怎能轻易协商得出个子丑寅卯。

　　记者采访的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件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也不大，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律师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这种巨大反差，真让人哭笑不得。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普通百姓无钱无权无势，他们对哪种方式有效最敏感，而且现实。何况，闹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还有点出恶气的感觉。

　　专家称之为，“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

　　“花钱买稳定”思维的助推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件医疗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内科住院部临床医生朱睿（化名）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

　　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警察、政府部门的无力。2009年6月，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之所以闹到举国皆知的地步，与警察、政府部门一味忍让不无关系。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

　　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朱睿说，他们医院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是这种态度。“向卫生局报告后，卫生局反而总是向医院施压，让尽快赔款了事。”

　　政府部门在处理医闹事件上的顾虑，从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的话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宋建喜说，“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2006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们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牟取非法利益。

　　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会让病情不断加重。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