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转非”出现的人才浪费现象，不管从社会财富创造的角度，还是从福利分配来看，都是一种新的社会不公。

　　“我今年初退居二线，福利待遇没变，去不去上班没人过问，比以前省心多了”，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番话时，语气中透出一种难隐的失落感。

　　这位朋友今年50岁，因年龄原因，不得不从单位的副职，转任相应的非领导职务，成为单位三个副处级调研员之一。

　　近年来，不少领导干部由于各种原因改任非领导职务的不在少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享受相应级别和待遇，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领导干部转为非领导职务后，有的能够继续坚守岗位，积极发挥余热。但也有不少由于单位疏于管理，致使其游离于管理之外，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加剧机关人浮于事，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深化，转为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庞大。如何管理好、使用好这些“转非”干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转非”滥觞

　　1993年8月14日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将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类。200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法律层面上，再次明确了这一职务分类。

　　按公务员法规定，领导职务包括乡科级副职至国家级正职10个层次，而非领导职务包括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调研员、副巡视员、巡视员等8个层次。而在工资福利待遇上，乡科级副职与副主任科员对应，科级正职与主任科员对应，等等，依次类推，直至厅局级与巡视员对应。

　　“领导职务是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具有组织、决策、指挥职能的职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实权有待遇，而后者没有实权，但享有相应的级别待遇。”

　　从各地看，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未到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随着干部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因年龄、身体、领导职数、岗位需求等因素，提前转任待遇相当的非领导职务。在这里，“转非”被视为一种照顾性政策。

　　据本刊记者了解，“转非”领导干部来源比较复杂，除原机关领导干部外，还有军转干部，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

　　值得警惕的是，这两年来，“转非”也成了一些“问题官员”的神秘去向。据报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朱巨龙、孙承骞虽被免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职务，但却转为非领导职务，仍享受与副厅长同级别的待遇。

　　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对非领导职务的职数设置作了严格的比例限额。比如，省辖市（行署、州、盟、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机关设置的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1/3，其中调研员不得超过30%。

　　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干部太多，实职官位太少，加上“转非”承担了一些难以言表的功能，所以为了权衡关系，以至在岗位的设置上，很多地方不得不突破规定的比例限额。

　　 造成实质上的人才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领域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和任期制。

　　“领导职务可转任非领导职务，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领导职数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那些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职级待遇”，李成言认为，“实施任期制，来自领导干部的阻力不小，"转非"就成了领导干部退居二线的平稳出口。”

　　从各地领导干部“转非”情况看，一般是厅级干部58岁“转非”、处级干部50岁出头“改非”、科级干部40多岁“转非”。这意味着，公务员在一定年龄还晋升不到相应级别，“转非”就成为必然选择。

　　对领导干部“转非”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认为，这有利于精简人员，可从根本上解决班子臃肿状况，有利于培养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步伐，增强各级班子的活力。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现行体制导向下，“转非”也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尽管领导职务干部“转非”，为推动干部年轻化打开突破口，有助于完善干部任期制的实施环境，但客观上也收窄了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的晋升空间，导致相当多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工作上没有盼头，得过且过，降低了工作效率。

　　同时，不少地方对“转非”领导干部的使用管理十分松散。比如，有些单位尽管给“转非”领导干部安排了工作，但没给予相应的工作条件；有的安排工作很少，分配任务很轻；有的甚至根本不安排工作、不分配任务，以至“转非”领导干部成了机关编内的“自由人”，权力小责任也小，但待遇比其他人员高，加剧机关人浮于事的现象。

　　在本刊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不少“转非”干部认为自己仍年富力强，希望能再继续承担一部分工作。其他干部针对“转非”领导干部人浮于事的状况，也普遍抱有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转非”领导干部可为他们分担更多的工作压力。

　　“大多"转非"干部是单位的老领导，不但资历深，而且架子也很大。”北京市某局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抱怨，“正因如此，对"转非"领导干部不太好管管理，有的"转非"领导干部失落感很强，对工作丧失热情，有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单位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不好太多过问。”

　　多位受访的机关干部坦言，相当一部分“转非”领导干部，虽工作经验丰富，业务技能娴熟，“转非”后却派不上用场，造成人才浪费。

　　据反映，“转非”也使一些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过早退出领导班子，而一些年轻干部刚进入领导班子，工作经验不足，一时难适应工作需要，削弱了领导班子的整体力量。

　　 折射“官本位”意识

　　有受访专家认为，“转非”还是一种“官本位”的制度设计思路，即借机让他们流连于官场，享受官员福利和待遇，保持一种心理平衡。这种“转非”折射出“官本位”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仍有较深影响。

　　“一些地方没有把发挥"转非"领导干部的作用视为必要，从而作出合理的工作安排，导致大量"转非"领导干部享受着高待遇，却没做与待遇相称的工作”，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龚维斌认为，“社会上对"转非"领导干部仍存偏见，认为"转非"领导干部光拿工资不做事，这使一些想做事的"转非"领导干部心存顾虑。”

　　当然，“转非”领导干部本身也存在不少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实转虚”的领导失落感强，在工作中降低了标准，难以接受新的岗位和工作现实。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收入、医疗、车辆等方面，“转非”领导干部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政治待遇却往往被忽视，比如该参加的会议不通知，该传达的文件不传达，常常被闲置一边，不管不问不安排。

　　“因为在一些政治待遇上得不到落实，很多"转非"领导干部从心理上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特别是一些较高级别的领导，对政治待遇更加敏感、更加看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尹韵公认为，“其深层原因是党内及社会生活中，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让这么多的官员，闲着却能坐享社会财富，其成因肯定不在个人，而是体制使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无论从社会和谐还是公正合理的角度看，都说不过去。”

　　“绝大多数"转非"领导干部，从年龄、经验、身体、精力各方面来说，都足以承担相当的工作责任”，李成言教授认为，“"转非"出现的人才浪费现象，不管从社会财富创造的角度，还是从福利分配来看，都是一种新生的不公平。”

　　 亟待引入竞争机制

　　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我国对转任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管理，应出台具体的管理措施，并引入科学有效的竞争机制。

　　“实施领导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本身是有必要的，但由于不同程度地陷入"官本位"及"照顾至上"的误区，以至"转非"成泛滥之势”，尹韵公认为，“要解决当前领导干部"转非"中出现的问题，不仅要着力于制度改革，更要对"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特别要改变"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用人观念。”

　　“要从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出发，明确"转非"领导干部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在龚维斌教授看来，“对"转非"领导干部，单位和组织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落实相应政治待遇。要引导转入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职务的变动，使其能一如既往地以高标准要求和完善自己。进一步消除社会上对"转非"领导干部的"职务歧视"，提高社会认可。

　　“根据分类管理原则，健全管理机制，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转非"领导干部资源，通过完善配套措施，纳入正常干部管理体制”，李成言认为，“对非领导职务设置情况进行清理，确定职务及职数，严格掌握非领导职务的职数限制和任职条件，对突破职数限制的，要通过竞争上岗、提前退休等方式逐步消化解决，以保证非领导职务设置的质量。”

　　“组织部门和相关单位应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安排工作任务，并根据不同非领导职务的岗位特点设置科学的目标考核体系”，齐善鸿建议道，“可组织"转非"领导干部围绕本单位日常工作、重点工作和重大课题，开展专题性和综合性调查研究，充分发挥"转非"领导干部经验较丰富、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优势，安排他们协助班子成员分管某项工作、牵头处理某些棘手事务或参与信访处理等工作。”

　　在受访专家看来，“转非”既要达到精简人员、培养年轻干部的目的，又要避免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就须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更新“官念”。而彻底打破待遇终身制，才是最终的治本之策。（记者李松）(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