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铁链不仅锁住了黄坤平,也锁死了全家人的希望。 |
精神病人遭锁链人生“新农合”遇制度尴尬
6年三进精神病院,花费近6万,精神病让黄坤平一家陷入赤贫
由于无钱预先垫付,虽然买了“新农合”,却无任何实际作用
有关部门:“新农合”制度设计目前还解决不了黄坤平的困境
黄坤平一年没有洗澡了。见到他时,9岁的儿子死死捂着鼻子,6岁的女儿一步不敢往前,远远看着。黄坤平一伸手,她吓得放声大哭。
“我被老鼠咬了。”黄坤平抬起手,指着自己的脚,铁链“哗哗”作响,但没人理会。
2003年,他患上精神病。之后的几年,三次进出医院,但都因没钱而中途放弃治疗,出院不久后又旧病复发。
在多次惊吓殴打邻居,马路中央拦截车辆、砸玻璃后,家人只好用铁链锁住黄坤平的双脚,关在家中。河源龙川县登云镇这户普通农家,因儿子的患病,陷入极度贫困状态。
梦想是走出这间屋子
两条铁链,锁住了这位昔日修手表匠的人生。
黄坤平原来被关在一间大屋里,屋外是过往的村民。病情没发作的时候,他经常与旧相识交谈。聊久了,大家也没把他当病人,对于他索烟、讨水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2007年8月的一天,他照例找村民要到了一根烟,但这一次,他趁人不注意点着了整个屋子。
火灾惊动了很多人,村负责人警告黄坤平的父亲,“再不看好你儿子,就把你们抓去坐牢。”而在此前,所有病例、证件,家人的衣服,也都被黄坤平烧成了灰烬。
家人只好将他转移到另一间小屋,屋子的门朝里开,只有一个窗户与外界相通。邻居也被再三提醒,不要接近黄坤平,更不敢和他说话。
今年3月,他用石头砸开脚上的锁链。逃出“牢笼”后,他将家里储藏的黄豆、花生,像撒花一样往外扔。扔累了,他又拿起铁桶往外丢,差点砸中邻居,弄出人命。
在四五个壮汉的“帮助”下,黄坤平又重返小屋。一根系在屋梁,一根系在门柱,两条铁链将他牢牢绑住。这个只有初二文化的男人,嘴里一直念念有词,他说,“我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走出这里,哪怕把我锁在医院也可以。”
由于长年没有洗澡,加上大小便全在屋内一个木桶里解决,远远就能闻到屋里刺鼻的味道,村民们都畏而远之。没人搭讪,黄坤平不再跑到窗户前等待。他用枕头和被子给自己搭了一个“老板椅”,每天坐在上面等待日出日落,数着饭碗里越来越多的蚂蚁。
原来130斤的他,现在连90斤都不到,“他瘦弱无力,不害怕他打人”,黄坤平61岁的老母亲说,躲在暗处吓人、放火,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6年3次进出精神病院
2003年5月,周围人注意力都聚焦于“非典”时,在深圳开修表店的黄坤平却忧心于自己惨淡的生意。这时,他已是一个小男孩的父亲,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世。即使现在得病,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害怕没饭吃,经常睡不好。”
多疑、内向的性格加剧了他的精神压力。黄坤平怀疑老婆对他不忠,认为孩子并非自己亲生,但他又喜欢闷在心里,很少和老婆正面交流。
总觉得有人说自己坏话,时常害怕别人会杀自己……那时的黄坤平几乎就活在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中。
种种压力下,这个当时年仅27岁的年轻人,终于被打垮。他开始打老婆,打小孩。无奈之下,家人将他送进梅州家康医院,他被诊断为急性心因性反应,这是一种由来势迅猛的精神冲击所导致的精神病。
2007年2月,黄坤平精神病第三次发作,病情更加严重,到了“逢人就打,见人就咬”的程度,这时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亲友合力凑钱,两个月后,才将他送至惠州第二人民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治疗还没见效,家中已无法再负担昂贵费用,黄坤平又回到河源家中。
被锁着的黄坤平,到现在也不知道,在他出院后不久,老婆何美梅因为无法忍受已提出离婚,两个孩子由法院判给老人代为抚养。
这个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是10多年前购买的一台电视。为了省电,电视基本上也是闲置。
靠着两亩田,两位60多岁的老人负担起全家3个大人、两个小孩的生活。农闲时,63岁的老父亲黄贤先会去附近的石灰厂做小工,一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可以换来30元补贴家用,孩子们饭碗中的肉腥味也指望着爷爷带回来的钱。
“吃不消也没办法,不干活,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年到头可能一块肉也吃不到。”黄贤先手臂的皮肤被生石灰反复烧灼,很多地方都已变成了深紫色。
“新农合”起不到实际作用
“村里一共4000多人,黄家算是最穷困的”,村支书黄贤忠帮黄贤先两口子申请了低保,从去年开始,黄家每季度能拿到300元。此外,镇政府为了照顾黄坤平的病情,每月拿出100元给他治病吃药。
离婚时,法院判决何美梅每月支付200元作为两个上小学孩子的抚养费,但在外打工的她,有时自己连工作都没着落,给孩子的钱更不能按时保证。
黄贤先并非没有防范意识,他已经帮儿子购买“新农合”,但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不到这一家人。
登云镇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郑志初表示,目前精神病已经纳入“新农合”的报销范畴,住院费用可以报销40%,每年最高封顶5万元。但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是自己先付钱,后报销。“镇政府财政相当紧张,不可能为一个病人垫付资金,或免费将其送至医院治疗。”
省卫生厅农村合作医疗办冯惠强副主任坦言,目前“新农合”是预先垫付机制,患者支付医疗费用后,再到相关部门报销。虽然实际操作中有运行“及时补偿报销”制度,即患者出院时可以只支付自费部分,报销部分先由医院垫付,再由管理机构划账至医院,“但归根结底,自费部分还是要由患者掏腰包,‘新农合’制度目前的设计还解决不了黄坤平的困境。”
冯惠强建议黄坤平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求助。登云镇负责民政工作的邓姓工作人员称,如果家属没有经济能力将病人送至医院,可以向相关部门递交申请报告,但即使申请成功,“每次至多给予100-200元的补助”。
前几次治病,近6万元的治疗费用已经让这个家庭负债累累。两个孙子还在上学,除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外,两个老人无力再拿出多余的钱送儿子到医院,“新农合”的报销机制,事实上起不到实际作用。
没有钱治病,等待黄坤平的生活,或许将永远与铁链相伴。
新闻追踪
弑兄精神病人陈建安病情稳定已褪下铁链
本报曾关注的弑兄精神病人陈建安(详见本报6月16日深度报道)已经在惠州第二人民医院接受将近5个月的精神病治疗。近日,记者赴惠州重访陈建安,此时的他已经褪下铁链,在病房里体会重获自由的快乐。
医生叶飞英向记者表示,陈建安目前病情稳定,本月底就可以出院,以后只需在家按时服药,平均每月花费仅需50-60元。“只要没有出现重大刺激性事件,病情预计可以持续稳定。”
目前,陈家人已支付医药费7500元,而陈建安一部分的医药费由当地残联承担,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陈家负担。叶飞英表示,按疗程接受完整的治疗,是精神病人病情好转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因素往往让病人半途而废,导致病情加重,“医生也只能无奈叹息”。
陈建安的幸运,能否照进黄坤平的现实?
文/图:见习记者徐滔
本报记者胡念飞
记者手记
“新农合”应引入多元化补偿机制
两个案例,同样的疾病,不同的命运,背后还有一个共同点———“新农合”的补偿报销机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陈建安的幸运,也并非拜“新农合”所赐。
“新农合”实行以来,在大力缓解农民因病致贫的困境的同时,这项制度的设计中,农民必须先垫付医疗费,然后再由农合办核算报销,“看病得先押钱”的传统并没有大的改观。
究其根源,住院时要缴纳的费用,即使东拼西凑后拿得出,却有可能让一个农村家庭背上沉重债务。事后报销对于他们而言,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媒体报道,黑龙江某县已逐步实行“事先垫付”制度,尽管有诸多限制,但这一小步有可能会成为“新农合”发展的一大步。引入多元化的补偿方式,难度和复杂度虽不亚于“新农合”本身的推进,但体现的却是以人为本,“新农合”才会减少无用武之地的尴尬,成为农民真正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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