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九月初，几则新闻并不惹人注目但却引人遐思：中国工程院院士、八十四岁高龄的钟世镇获得二百万元的广东科技突出贡献奖；福建三十三位“杰出人民教师”，每人获得三十二万元的商务轿车一辆；杭州将拿出一百五十万元重奖科技人员，并将于十月专门召开表彰大会……

　　在新中国六十华诞来临之际，各省市的科教工作者纷纷成为庆功会上的主角。昔日“臭老九”在这个“科教兴国”的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十年“文革”，使中华文明饱受摧残。作为社会“大脑”的知识分子被冠之于“臭老九”之名，成为当时最卑贱、最受人唾弃的阶层。新中国前进的车轮也在“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中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局面。

　　一九七六年金秋，中共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也宣示着中国进入一个“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在国务院批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后，中断十一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得以恢复。作为最早的拨乱反正之举，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挽救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输送并储备了大量的知识和人才，成为中华民族实现新腾飞的重要基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优先发展教育”等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出台，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时代发展的前沿。

　　但在解除政治桎梏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度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脑体倒挂”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热门话题。

　　一九九五年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重要节点。是年五月六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次年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科教兴国”列为基本国策，确定了科技和教育是兴国的手段和基础的方针，推动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为“科教兴国”的主力军，中国知识分子在以其智慧和才华不断提升中国“硬实力”的过程中，也使得自身地位不断攀升——这个曾经排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名昭著”的“老九”，一跃成为最受民众尊敬的精英阶层。

　　而在此之前，“知识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选拔带头人的主要依据之一。从中央领导集体至省市各套班子直至小小的村官，拥有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型和专业型人才比比皆是，中国政坛彻底告别了“泥腿子”时代。

　　这个充满智慧和能量的东方大国，正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二00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所言，在很多领域的改革中，中国已经走在前面，日益成为创新改革的带领者。“如果中国未来成为"头条"，我绝不会感到惊讶。”

　　中国对科技、教育的重视，也带来了全社会的求知大潮和文化复兴，国民素质整体大幅提升。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日渐展露出其现代文明的“软实力”。(记者王祖敏)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