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自律和制度他律共同推进

　　主持人:去年来我们党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以党员干部的良好作风促进政风、带动民风。

　　任建明:这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这种表率作用，要重视领导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毫无疑问这个对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就假设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作风是非常好的话，甚至我们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我们的要求都可以降低。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么好的作风思想基础的话，甚至说我们的制度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甚至是一些空白，可能我们的廉政建设就能搞的好，它的重要性是具有深层次的、基础性的。

　　任建明:但是今天我也换一个视角看看，我们客观上也观察在新的情况下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作风也面临着越来越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就是这个状况客观上是处在一个滑坡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在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促进、改进领导干部作风。按照我们传统的思路主要是靠教育，靠我们领导干部队伍的管理。

　　任建明:我个人觉得强调教育是对的，但是可能在教育之外我们怎么样通过加强管理、制度建设来促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我个人认为是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1）怎么样能够在有效的他律方面的制度建设。比如说我们通过干部队伍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真正的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他律。（2）我们怎么样通过真正的党内民主的建设，能够得到一个监督和制约。今年在七一政治学习的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讲到我们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在之前我们说党内是五大建设，我看到这个以后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主张，就是我们党内民主建设，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第六大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干部内部管理在这样一个制度建设不断加强、深化基础上，通过有效的他律来促进我们领导干部的自律，再加上我们的教育，我想我们才能够比较好的应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个恐怕是我们要重视的。

　　主持人:我们再看两个网友的问题。我们说反腐工作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平衡。据您的观察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还有一个问题，网友想请您谈谈反腐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任建明:有些做的好一些，有的地方做的差一些。有一些行业也存在高发、多发的情况，这个也是一个客观也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也带来反腐倡廉工作上有一些不平衡。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不平衡到底是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我个人认为是量的方面不同，我们现在面临反腐倡廉的形势比较严峻。

　　任建明:我想举两个小例子来说一下，可能各位网友还记得。几年前大家谈到苏州的例子，有一个媒体介绍他们的经验。苏州的经济发展自然做的比较好，谈到百官共廉，好像是都非常的廉洁，但是苏州市的副市长姜人杰的例子，虽然到今天还没有结案，但是涉及到的问题非常严峻，贪污腐败的数额相当惊人。

　　任建明:另外是深圳的例子，深圳是我们发展最早的特区。在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市长的例子，这个案件也是刚刚开始调查。这个是地区之间的差别，我们说有量的差别，但是在质的差别上，我们都面临着总体的反腐倡廉的形势比较严峻。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骄傲和自满，这个是我回答网友的第一个问题，我谈自己一点建议。

　　任建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反腐倡廉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我们知道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平，各种社会保障比较完善。就像《尚书》里面讲到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青壮年都有工作的机会，我认为我们社会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应该说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很多的政策都是促进我们社会的公平，实现我们共同富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要达到共同富裕。但是要存在腐败的话，往往使这些政策失效，甚至这些政策被利用、被扭曲，这个跟我们政策的初衷相违背。

　　任建明: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政策，少数民族有很多支持性的政策，其中有一个是促进他们的教育发展，为他们的人才培养。这个是很重要的政策来缩小差距，主要是人才的差距。有一些高考、招生优惠方面的政策，但是重庆有20多个领导干部利用了这种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没有缩小民族之间不平等发展，反倒最后拉大了这个差距。使这些本来在社会具有优势地位的人他们获得更多的优势和机会，还有社保资金前几年也有腐败的案例，这些资金被大量的挪用、贪占。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会使很多促使社会公平发展的政策被异化。所以说廉洁做的更好一点，是直接跟我们的和谐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从源头上做文章，怎么样加大我们反腐倡廉的实效，由此来促进我们的和谐社会，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

　　主持人:讨论反腐败问题有两对关系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关系是惩治和预防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反腐倡廉教育与制度教育方面的关系，那么如何做到惩治和预防统一、反腐倡廉教育和制度教育的统一呢？

　　任建明:这个是比较难的。像你说的惩治和预防的关系，反腐教育和制度教育的关系，这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定位，我们不能强调哪一个比哪一个更重要。我们小时候读到寓言故事，木工能做一个漂亮的家具或者是木工制品，各种工具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我们不能强调斧子比锯子更重要，应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几者相互的配合，才能够使我们的廉政建设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任建明:但是我们客观上也看到，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有一些争论，到底是预防更重要还是惩治更重要？还是教育更重要还是制度更管用？有的说教育，那还是在做无用功，还是制度更管用一些。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把各自的工作都按照最好的标准来做。我也常常谈到香港的例子，我们国家香港是从严重腐败到高度廉洁的一个成功样板，这个在全世界也是为数不多的。这个不是廉政公署成立之前的事情，这个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反腐败的机构，那么为了在1973年、1974年发生重大的转折，它跳出了一个越反越腐败的例子。

　　任建明:他们1973年、1974年对反腐败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就是成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一个叫三管齐下的政策，我们在廉洁教育方面做的很好，如果我们都坚持每个惩治、教育、预防都是很重要的，它在反腐败方面都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的话，我们应该把它每个方面都努力做好，而不要抽象的讨论强调一个、否定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最终要把我们反腐倡廉工作做好。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全国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主持人:在制度建设方面有一个制度网友们特别关心，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学者说这项制度是“终极反腐”的制度，是一颗党内反腐工作的重磅炸弹。这项制度要施行的话有什么困难和障碍？在下一步的反腐倡廉工作当中这个制度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任建明:我非常认同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的确全世界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这个制度，我们说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这个制度的作用比较突出、比较全面。我个人认为它是具有惩治和预防这样一个综合反腐败功能的制度。

　　任建明: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早的就观察到，意识到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制度建设，1994年我们就提出要列入人大的规划，1995年就开始有这个制度的尝试。当然我们尝试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我们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的一个申报，而且我们在申报方面还不是公开的，因为这个制度要求是一个以公开为主的。

　　任建明：我们进行了这样一些制度方面的尝试，我个人认为应该说到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客观上一些障碍和困难不可突破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央的决心，我们要不要推开这个制度，但是这个决心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在全国铺开。

　　任建明:我自己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这个制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但是同时也是要分步实施，我们可能制定出一个规划是3年或者是5年的时间，我们在全国各行各业推出这个制度。但是各行业都可以有一些试点，因为这个制度能不能有效？一方面是决定这个制度的关键环节是不是比较科学，符合这个制度本身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但凡制度跟文化、跟人的关系比较密切相关，所以说在制定的关键环节，我们要从我们中国的国情出发，做一些调整。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把别的国家的制度照搬过来就可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任建明:当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制度它的功能、它的效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制度在首轮推行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真正的能不能做到申报、公开、监督、问责，能够完完整整的把这个制度在实际中间推出，而且服务于我们整个反腐倡廉工作，能够真正的为我们把过去历史上积累下的腐败问题，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这个制度都可以发挥到它独特的作用。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推行这项制度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推行，这个制度有我们自己理论上的研究，我们制度实践上也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也是被列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缔约国我们应该要积极实施，但是我们要优先关注这个制度能否实施。我个人非常反对的是倡议，像1995年我们开始实施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客观上没有取得什么倡议，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不施行的好，这个是我们推行这个制度需要关心的问题。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任教授作客我们人民网，对十七届四中全会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反腐倡廉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做到惩治、预防、教育各项措施齐头并进，这样的话我们的反腐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第二反腐倡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取得更多的成绩。也同时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谢谢任教授！

　　任建明: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