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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那160个黑烟囱的发现用了发达国家30余年的时间，但是，我国在今年年初结束的第二次环球大洋科考，300多天的远洋航行中，却发现“黑烟囱”11个——

　　2006年1月20日，执行我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环球大洋科考伟大任务的“大洋一号”经过297天、43230海里的环球考察在青岛顺利返航，标志着我国第一代海洋人于上个世纪提出的“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目标最终得以实现。2009年7月18日，“大洋一号”又承载了无数中国海洋人的梦想开始了第二次环球科考的征程。

　　望着“大洋一号”远去的背影，我们似乎看到一代又一代海洋人的不懈努力……

　　中国海洋考察的“原始”时代

　　“闲暇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捉鱼吃，飞鱼的味道很不错。”谈到船员在“大洋一号”上的生活，黄振宗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自己参与我国第一次远洋调查时，在“向阳五号”船上度过的那70多个日子，黄振宗说：“那时候在船上大家睡通铺，吃的东西都是自备，不靠外给。当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大白菜、葱头和土豆。到后期，主要就是土豆，由于缺少维生素，许多人有不适反应，当时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吃药。眼睛不舒服就点鱼肝油，嘴唇不舒服就吃维生素。但是谁都不抱怨，那时候大家都想成点大事。”

　　黄振宗是我国海洋局科技司调查处前处长，上世纪70年代投身海洋事业，2006年退休。说到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这位老人很健谈，从他的神情与口气中，笔者感到他所讲述的不仅是海洋事业的发展史，更是他自己的历史。

　　人类最初认识海洋的是为了从海洋中获取资源以维系生命。大洋考察始于19世纪末，其目的大多是为了寻求利益，获取财富。1872年，以“挑战者”号的环球测量为标志，海洋开始作为独立的学科被人们广泛关注。也就是说，海洋科学仅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我国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原因，海洋学科起步相对较晚。黄振宗介绍，解放前，海洋一直被划归在生物、航道测量、气象等学科之中。既没有专门的学科知识也缺少专业的人才，更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到了1950年，我国海洋事业进入了恢复时期，在此期间，国家在海湾里组织了一些调查，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基本的情况和建国前没有太大的改变。黄振宗说：“当时的测量非常的原始。参与测量的船是普通的渔船，技术人员来源于生物和物理等学科，测深度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用竹竿，二是用线绑住石头下沉，然后量绳子的长度。测水温的方式就是把海水打到甲板上，然后用温度计量，其准确性可想而知，至于其他更加需要技术支持的测量更是无从谈起。”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将海洋事业纳入其中，制定了《海洋科技发展规划》，我国海洋事业进入了发展时期。但是，当时发展海洋事业并非从海洋科学本身角度出发，而主要是考虑到军事、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此时期，国家科委海洋组于1958年到1962年间，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这次普查在范围上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近海。同时从国外购进设备，成就了第一次航空调查和空中磁力测量，这些技术的引进使我国海洋调查看到了一点现代化的影子，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参与调查的船队仍然是“叶叶扁舟”，这些渔船使我们的第一次海洋普查仍然停留在原始时代。

　　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和规划海洋事业，1964年，国家将气象局、国家科委、海军的一部分统归到一起，成立了中国海洋局。黄振宗说：“当时的海洋局是半军半民的性质，其编制在国务院，但是由海军进行管理。其主要的海洋勘察也都是为军事服务。”海洋局的成立为我国海洋事业进入强化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海洋事业从近海走向了远洋，建造了“向阳五号”远洋考察船，组建了自己的远洋考察船队。“向阳五号”船上集结了当时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海洋检测技术设备。1976年第一次抓到多金属结核，1983年参与大洋多金属结核调查，“向阳五号”船功不可没，它拉动着我国海洋事业向现代化挺进。

　　“东方冒出了个海洋大国”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被“炒”得很热，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和政府间海洋计划委员会，正式提出了“阿尔尼诺”“拉列娜”计划，旨在通过对海气作用等现象的研究寻找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途径。

　　计划一提出，即受到各国的广泛响应。美国本身乐意进行此项调查，但是希望在中西太平洋寻找一个合作伙。纵观大洋彼岸，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远洋船队同时具有一定技术设备的中国吸引了美国的眼球。

　　“与美国进行双边合作，也是我们所期望的”。黄振宗说，一方面，我们可以与美国交换当时掌握的大量的海洋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好美国的技术设备。二者都有合作意愿，遂两国根据协议于1985年开始此项调查。经过黄振宗和他伙伴们的努力，最终于1988年，美国在海南岛和我国签订了协议，将包括CTD和多普罗测流等大量仪器设备长期留给中国使用。这些设备的引进宣告了我国海洋技术设备由机械时代迈进了电子时代。

　　1991年中美海气合作顺利结束，各国媒体对此项研究纷纷报道，我国被称为是“东方冒出的一个海洋大国”，成为国际海洋事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分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我国海洋事业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途径。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约占地球表面积的49%。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战略金属、能源和生物资源。西方各国从50年代末开始投资进行国际海底区域活动，抢先占有最具商业远景多金属结核富矿区，并且基本形成了多金属结核商业开采前的技术储备，等待商业开采时机的到来。由多金属结核资源为先导的大规模深海资源勘查活动引起了国际海洋法律关系的调整，1970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我国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向深海大洋要资源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80年代初针对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围绕国际海底区域先驱投资者资格的斗争，国家海洋局、地质矿产部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多个航次大洋多金属结核调查，取得第一手调查资料，并圈出远景矿区近40万平方公里。1990年国务院批准我国在1990年内，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海底筹委会”申请矿区登记，中国大洋协会应运而生。经过紧张的筹备，1990年8月2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和中国代表团陈炳鑫团长，向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南丹先生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登记为先驱投资者的申请书》。1991年3月5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的第九届联合国海底筹委会春季会议上，总务委员会审查了技术专家组提交的技术审查报告，一致同意批准将1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矿区分配给中国。至此，中国成为继俄(前苏联)、法、日、印度之后第五个在联合国海底筹委会登记注册的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并在太平洋获得1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开辟区。

　　回头“摸清中国海”

　　在第一次远洋之后，我国海洋事业又把眼光放回了近海海域。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生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涉及到各国海洋的划界问题。划界的基础就是“摸清中国海”，获得近海海域的详细资料。另外，从国家自身角度讲，无论是海洋开发利用还是海洋保护，我们都需要了解近海海域情况，“服务国民生计”是海洋调查的首要任务。

　　“908专项调查”就是为了摸清我国21世纪初期的海洋家底、掌握海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撑和承载能力、了解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规划和优化海洋生产力布局等目的而进行的调查。”

　　据国家海洋局908专项办副处长高学民介绍，908专项的全称是“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于2003年9月由国务院批准立项，随后由国家海洋局具体组织实施。“908专项调查”是我国海洋发展史上投入最大、调查要素最多、任务涉及部门最广的一次海洋环境基础调查和评价工作。此次调查技术达国内最高水平、重点领域达国际先进水平，其直接体现就是海洋遥感技术的运用以及“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这两项任务也是这次海洋调查的重点项目。

　　908调查任务完成后，全面、系统地摸清我国海岛、海岸带的基本情况，为海洋灾害的预警和防治提供基础数据，满足海岛和海岸带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需要，推动整个海洋信息化工作。

　　环球大洋科考锁定“黑烟囱”

　　屏幕黑了，煮熟的鸭子飞了，刚才还拿着香槟准备庆祝的科考队员都蔫了，此刻“大洋一号”上分外安静，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船长陆会胜。看着我国首次环球科考的主要目标、世界海洋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海底“黑烟囱”就这样瞬间“蒸发”，陆会胜也有些抓狂。

　　在此之前，世界上已经发现160个“黑烟囱”实物样品，但这160个中没有一个来自于中国。为了这零的突破，科考队员们在出发前就反复做方案；在太平洋上确定大致范围后，陆会胜让这5600吨“大洋一号”像“姑娘绣花”似的在海底小心仔细地反复搜索，科考队员更是连续几天眼睛没离开过监视器，好不容易找到这个“黑烟囱”，谁料千钧一发之际，视频线发生断裂，两眼一黑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陆会胜这位航行里程相当于绕地球6圈，并创造了多项航海和大洋考察之最的“老海洋”沉着冷静，立即对仪器组织检修。随后电视抓斗再次下水，只见他一边眼盯监视屏幕，一边让掌舵手严格按照他的提示操控。经过仔细耐心的搜寻，“黑烟囱”终于失而复得，当湿漉漉的“黑烟囱”切切实实地摆在甲板上，整条船欢声雷动。

　　首次环球大洋科考的首席科学家陶春辉介绍说，寻找“海底黑烟囱”就像是海底捞针，“一条缆绳一头系到船上，一头拽着拖曳，拖曳上装上摄像头放入深海。船像放风筝一样拽着缆绳航行，这时摄像头像手电筒一样探测海底，我们在船里进行监控观测，凭借各种传感器数据和经验判断"烟囱"的存在。一旦判断可能有"烟囱"，便用电视抓斗去抓。船的速度、抓斗的偏角以及抓斗何时到底、何时闭合，都要配合得天衣无缝，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因此，国际上那160个黑烟囱的发现用了发达国家30余年的时间。

　　但是我国在今年年初结束的第二次环球大洋科考，300多天的远洋航行中，却发现“黑烟囱”11个。用陶春辉的话说，“这个速度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由于我国12个黑烟囱的发现都是在陶春辉作为环球大洋科考首席科学家期间，他被称为，我国发现“海底黑烟囱”的第一人，更有人称他为“福将”，或者是“陶烟囱”。对此，他欣然接受，但同时他告诉笔者，“实际上幸运往往只降临给有准备的人。每次出航前，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都要组织专家对航次设计进行多次论证；技术保障人员和部门需要对技术装备进行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在探索作业时，更需要全体科考队员的紧密配合，顽强拼搏。”

　　这些热液区的发现不仅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前景非常好的多金属硫化物研究调查区域，也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和引导对国际海底这一人类共同遗产的和平研究和利用。同时由于国际上对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地区海底热液活动的研究程度的认识还很不足，我国的这些重大发现为国际大洋中脊和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亲历者说

　　金建才：中国迈入“深海采矿俱乐部”

　　“当我们把多金属结核矿区申请材料拿到联合国时，负责矿区申请书审查的联合国技术专家组赞叹"没想到中国的申请方案做得这么漂亮！"”回忆往昔，现任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简称“大洋协会”)秘书长的金建才既欣慰又骄傲。

　　大洋协会成立之初，便积极准备实现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目标——在国际海底申请到一块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金建才就是因此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调到北京工作，自此再没离开过大洋事业，一干就是20多年。

　　“材料是否够硬够扎实，是申请成功的关键。为了这份漂亮的材料，我们这些人真是像小媳妇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封闭集中工作整整两个月。”相比今天，上世纪80年代，我国几个部门虽然都有自己的远洋调查船只，但之间的标准并不统一。想要捏成一个拳头向外出击，首先要做的就是各个数据都能顺利对接。金建才和临时集中的这帮专家一点点抠，一点点对接……

　　功夫总是不负有心人，在纽约联合国大楼，这份矿区申请方案基本上没动几个字，得到了联合国技术专家组的一致通过！

　　“矿区的成功申请让我们迈进了"深海采矿俱乐部"的大门，成为国际海底开发先驱投资者，但是我们真正在俱乐部中雄起还是经过了十年的磨练。”

　　黄振宗：无心插柳柳成荫 新航线意外开辟

　　“万吨巨轮被12级台风吹得摇摇晃晃，晚饭时煮的鸡蛋骨碌骨碌在甲板上滚来滚去，那可真是——"滚蛋"了！”今天再说这话时，黄振宗充满了调侃的味道。

　　在我国历史特殊时期，从广州出发进行海洋调查的最佳远洋航海路线，就是在这种生死关头意外地开辟出来的。用黄振宗的话讲，这条航线的开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1976年，我国第一次远洋调查，在返航的时候，"向阳五"号考察船在太平洋东部，遇到了两个热带低压。在低压形成的时候我们就检测到了，并且建议上级加快航行速度，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直插巴士海峡，这样就可以避开它们，顺利回来。但是当时由于要检修设备，就延误了时机，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改变航线就没有其他躲开低压区的可能。”

　　“考察船随即向上级请示改变航线。在等待期间，船长决定：既然船是远洋考察船，就应该去里边考察考察去。就这样，我们就一直对着台风走，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眼看着云墙黑压压的就过来了，又是风又是雨的，当时仪器上显示，我们离台风中心只有26海里！”

　　“这时候船上乒乒乓乓的，甲板上好多木板都给吹掉了，船长一看真的不能再走了，要不就钻到台风中心出不来了。于是就边转变航线边向上面请示，当时我建议，为了躲开低压，掉头向南，将航线调整为184度，通过苏拉密西海，进入苏禄海，然后从南海回来。这样就到北纬40度以南就不会有台风了，这样的航线巧妙的避开了台风区，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孙蔷向杰)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