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1日电　题：“打洋工”和“洋打工”故事里的中国信心

　　新华社记者　蔡敏　王攀　曹霁阳

　　37岁的黄其明对自己经营了几个月的卡拉OK厅很有信心。在西班牙打拼了13年的他告诉记者：“国内房租、人员工资等成本都低很多，前景令人期待。”

　　黄其明和同伴投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打造的这家歌厅，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老街。这位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打工仔如今在西班牙经营着3家餐馆。

　　“我和许多徽州老乡一样，没有什么别的优势，无非比别人更能吃苦罢了。”他说。

　　黄其明的老家在黄山市歙县棠樾村，这个村的槐塘村民组有1200多人，却有五、六百人长年在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务工，资产在欧洲超过百万元的老板就有80多人，因此被誉为徽州故里的“欧洲村”。

　　去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少和黄其明一样在国外打工起家的槐塘村人纷纷回乡创业。黄其明说，这两年自己餐馆的收入至少比往年减少了30－40％，他开始把发展的目光更多地转到了国内。

　　槐塘村所在的郑村镇镇政府副书记潘进辉介绍说，去年以来，从欧洲归来的槐塘人已合伙在本地投资了5个投资数千万元至数亿元的大项目，涉及娱乐、房地产、皮具生产、旅游开发等多个领域。另外还有2到3个较大的项目在谈。此外，还有近20个在外“打洋工”的槐塘人回乡办起了小餐馆、小酒店。

　　黄其明已经拿到了“绿卡”，却一直没有入外国籍。谈起今后的打算，他说：“我会根据经营状况慢慢把资产和精力全部转到国内。13亿人口的中国商机无处不在，何况我们本身就是中国人，外面"混"的再好，总感觉不是自己的家。”

　　黄其明说，如今在欧洲作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一年也就挣10万元人民币左右，自己吃住花费较高，还要往家里寄生活费，剩余的钱并不多。加上难熬的背井离乡滋味，很多干了几年的人都想带着积蓄回来开拓自己的事业。

　　槐塘村所在的歙县招商局已经组织了一批中小招商项目，包括农业、商业等，针对欧洲打工的本地人回来创业。眼下，招商局正在黄其明的帮助下赴西班牙引资。

　　“我相信，有了合适的项目，会有更多在国外打工的农民回国创业。”黄其明说。

　　劳动力大省安徽的商务厅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下降六成左右，外派劳务人数下降15．6％。

　　就在越来越多的黄其明重返故里时，中国市场也在“逆市”大潮中成为全球人士的“淘金地”，特别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洋打工”正越来越多的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洋打工"，”31岁的日本人平冈省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在广州从事房屋租赁中介业务的人，我现在是同时为日本和中国两方面的客户"打工"。”

　　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平岗说，早在两年前，他就决定辞去在日本某大企业驻华机构的工作，开始自己的事业，“那时两国间贸易和人员往来发展非常快，而为他们提供合适的中介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

　　目前，平岗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从事房屋中介业务。他说，中国市场在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的表现令他吃惊，也让他进一步坚定了在华发展的理念。

　　广东省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广东临住和常住的外国人分别达到114．7万人次和57793人，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广东省外办领事处处长罗军说：“持续稳定增长的外国籍就业人口表明，中国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旧保持了吸引力，他们已经从过去的"来宾"、"过客"，逐渐变成广东经济社会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广州小北路和环市路一带，数万名非洲人聚集在这里贸易、生活。每天午后时分，大量非洲人成群结队，拎着几只硕大的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手机等。

　　来自尼日利亚的那瓦姆就是来中国淘金的非洲人。“我哥哥在尼日利亚销售衣服，我负责在这里为他进货，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适合非洲市场的商品。”他说。

　　“洋打工”就业领域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作为一名外贸公司的翻译，来自俄罗斯的21岁姑娘列金娜沃什尔金一边在广州从事服装贸易，一边还忙中偷闲，在当地的模特公司打起了“零工”，一次服装秀的收入超过3000元人民币。

　　她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在中国获得的市场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日益涌入的“洋打工”潮也让中国政府的涉外经济社会事务管理面临了诸多新挑战。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广东正在积极编制外国人如约就业职业管理目录，并研究制定外国人就业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他说：“东部沿海地区做出的相关探索，将对全国其他地区为外国人在华就业提供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