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

　　本报记者　谢鹏　刘洪　丁宜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份，二十国集团成员为应对危机而承诺的各类经济刺激计划涉及的资金总规模已经接近12万亿美元，这其中包括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各项内容。

　　在危机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联手大幅减低基准利率，美国、英国等国家货币当局更采取了不寻常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截至9月2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达到约2.1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转变为第一贷款人和唯一贷款人，向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注入了大量基础货币、维持了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避免了全面崩溃局面的出现。

　　在财政政策上，各国政府也不遗余力。仅美国而言，本财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58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此外，英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910亿英镑(1英镑约合1.65美元)，其他欧盟成员国2009年财政赤字将超过GDP的3%；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的总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95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大病之际强力“药方”不可或缺，但这些措施也有很大“副作用”，如果不能妥善予以调和，重疾初愈的世界经济在康复的过程中可能“虚不受补”，出现新的疾患。

　　这其中，通胀就是一个重大风险。提出“拉弗曲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弗就曾警告：“尽管深度衰退带来的短期阵痛非常剧烈，但两位数的通胀造成的长期后果才是毁灭性的。”在他看来，现在美国的通胀风险甚至较70年代危机时更高，当时美国通胀率一度接近15%。

　　正因为如此，国际机构、各国当局以及研究人士已经在多种场合提出“退出策略”的问题。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总体仍然认为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决策者而言，危机环境下防止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比预防经济过热更为现实和重要。

　　在本月5日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均表示，4月初的伦敦金融峰会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形势已经得到改善，但对经济增长前景和就业前景仍应保持谨慎态度，尤其要对危机为低收入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高度关注。因此会议同意继续采取措施刺激经济以保证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增长。会议同时指出，在经济复苏得到坚实的确定以后以透明和可靠的进程退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十国集团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共同努力，制定合作和协调的退出经济刺激战略。同时，也承认各国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规模、时间和次序上可以有所区别。

　　但是，倒推历史，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央行的此前决策迟钝和偏差相关。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国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为本轮危机埋下种子。虽然说目前全球的需求不振对价格形成压力，但作为成本因素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已经出现强劲反弹，有些品种价格甚至创出历史新高。这可能对通胀预期的形成提供条件。

　　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把政策重点转向预防通胀风险。8月份以色列中央银行全球率先宣布调高利率。美林证券国际经济研究主管里卡多·巴别埃里认为，这意味着伴随全球危机的退潮，各货币当局的政策方向可能出现异化。他预计未来数月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可能开始升息。这种政策调整的不同步趋势，将对各经济体的汇率，资产价格和外贸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更多的政策博弈出现，进而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

　　除了货币政策，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同样带来诸多问题。巨额财政赤字短期可能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长期更会影响资本形成和私人消费，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持久力。目前条件下，财政赤字无法依靠加税扭转，只能凭借债支撑，沉重的公共债务将推高长期利率，增加整体经济运行的成本。对此，许多市场人士表示了深度担忧。穆迪公司资深副总裁克里斯廷·林多就呼吁警惕爆发公共财务危机的风险。

　　尽管“退出策略”已成共识，但真正的难点在于退出的时机和尺度。晚退出，退出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通胀风险加剧；早退出，收缩过度，又可能釜底抽薪，危及复苏进程。这对各国决策者而言无疑是一个两难选择和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