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

　　最直接的原因是，全球总需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下降。

　　然而，今年5月13日克鲁格曼到访广东。在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交谈中，克鲁格曼肯定地说，美国消费黄金时期已经过去，美国人开始重视储蓄，并将转而更多地依靠国内生产满足消费需求。

　　危机后的美国家庭确实提高了储蓄率。麦肯锡预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3个百分点导致私人消费减少了65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美间近两年的贸易总额之和。

　　曾对“东方不亮西方亮”抱有奢望的世界重要制造基地一年实践发现，市场多元化的道路很难，紧随美国之后，德国、日本的市场也急剧萎缩。上个月，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甚至迫切地告诉世界工厂:“有些订单消失了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了。”

　　进而，全球总需求的萎缩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造成冲击，且最为直接、最为严重。

　　怎么办?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在他的新作《下一个亚洲———新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强调，亚洲国家当务之急应是转变以往过度依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克鲁格曼则进一步指出，每一个经济体都将在适应大变革中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什么是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就是要“改变曾经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说。

　　就在本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文中疾呼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识中国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有看到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以持续，中国也才会真正崛起”。

　　对于模式之危的感知，最早当属珠三角制造业，在2008年上半年，个别工厂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对此，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一针见血地点出，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在转变，“它们迁移也是一种结构的升级”。

　　事实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十七大前后已经被明确提出，金融危机只是为这个战略转变踢上“临门一脚”。

　　内生的转变背后将引发中国企业质的飞跃。“以金融危机为分水岭，部分中国企业实现跨国化，开始转变为跨国公司，这给中国的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樊纲提出。与这个观点类似的理论是，中国在转变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应该调整外汇处理模式，新的贸易顺差的外汇资金应该直接转换为对外投资或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温家宝也强调了政策长远性，提出“中国将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为主”，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撑”等。

　　期待中的新技术和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

　　后危机时代谁先承接先知资本?

　　“股神”巴菲特在中国的投资如有神助。根据前日一则新闻，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BerkshireHathaway)在去年金融风暴发生后投资的比亚迪让他一年间账面获利13亿美元。波克夏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Energy)，一年前投资生产油电混合车与电动车和电池的比亚迪公司，当时正值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后一周，此后比亚迪股价暴涨近七倍。巴菲特的这次投资再度把投资人的目光聚焦至中国，聚焦在深圳。

　　上周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记者竟然看到了一位由南中国而来的地方官员的身影:佛山市市长陈云贤。对于参会目的，陈云贤坦言，就是为了在危机时代探讨一些新的理念来确立下一步佛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这不是陈云贤一个人的做法。后危机时代，全球各个经济区域都必须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作出战略性选择。

　　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用什么样的突破性的举动或者大力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来拉动经济?

　　冰岛的服务业比重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为90%，另外10%是捕鱼。国家破产以后，冰岛总理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还是多去捕一点鱼吧。此言虽略带冷幽默色彩，但却表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正在回归实业。

　　“每轮经济周期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技术革命，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主导产业，经济主要发动机要重新启动。”何帆把新的产业突破口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标志。回顾历史，很多家喻户晓的名字都是从经济危机中崛起，通用电气在1976年诞生，联邦快递则是在石油危机中崛起的，美国以IT带动技术革命，如今手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固话。

　　在这个话题上，世界各国都开始转向一个宏大的产业命题:新能源。这次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前后换届，美国奥巴马政府最重大的战略性选择或者是战略性突破就是拿出能源新政的法宝。

　　对于世界产业是否已经找到新的突破口，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辛向阳分属两派:前者认为这轮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实际上是一轮真正意义的技术引领的产业性革命；后者则表示，发达国家选中的比如新能源、环保、新材料、生物工程，从近期来说还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

　　不过，正是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有人判断，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国际性转移的序幕已经拉开。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帮助当时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面对正在迎面扑来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反应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动手了。它们的判断是，在后危机时代，经济触底使得整个世界经济获取了一个暂时的平稳的态势，产业资本出于新的区域战略和产业方向的考虑，有人认为，美国资本会流向欧洲，更有人认为，欧美的资本会流向“金砖”们。

　　所以，现在可能是中国承接产业转移最好的时机。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把中国经济复苏分为政府投入期和资本活跃期两个阶段。他认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将进入复苏的第二阶段，“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市场最为敏感的产业资本将蠢蠢欲动。

　　深圳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罗飞的实战感知印证了姚景源的推断。他告诉记者，现在创投市场表现正恢复活跃，新能源产业“将迎来5-10年的黄金发展期”。他还看好现代农业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投资机会，传统产业优秀企业和新服务领域的企业也包括其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李朴民则更看重国际产业分工调整所带来的机会。他认为，第五轮国际产业大转移中，随着制造业跨国化，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同时发达国家不仅将高新技术产业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会将配套零部件生产、物流、营销、研发外移。

　　本报记者 谢思佳 总策划:杨兴锋 王春芙 执行:郭亦乐 郎国华 统筹:姜玉龙 刘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