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失信的时代。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类似的道理不难理解，问题是，怎么立信？

　　改革家商鞅的办法是“南门立木”，这场成功的“秀”使秦国最终立信于天下。有令必行，赏罚分明，成就了秦国的强大和富足。

　　对于正在强大和富足的中国而言，同样面临信用坍塌的社会危机。法治政府首先应是信用政府。然而在一些政府部门，流行的却是“乡骗镇、镇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统计被注水，专项资金被挪用，预算外收入被瞒报，国家法令被种种潜规则异化，这些发生在权力运行之中的失信行为无时不在冲击普通公众守信标准。

　　市场经济首先应是信用经济。然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假冒伪劣盛行、坑蒙拐骗无处不在等社会问题。只要打开电视看看某些性病、肝病的广告就知道这信用危机的严重程度了。信用缺失直接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加大，进而阻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当然，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但这份指导性文件毕竟只是提出了口号与目标，不可能给出具体的路径。如文头所述，于今日之中国而言，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要不要信用重建，而正在于谁来建、怎么建？

　　近段时间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就诚信建设献计献言。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建议将学术造假记入诚信档案，公安部则针对民愤极大的醉驾问题，提出要协调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将醉驾者与其车辆保险费率和银行个人诚信体系挂钩。这些无疑都是可行的办法，但又都停留在某个领域中的零敲碎打，如果能有更多基础性的信用制度建立，这些先行的诚信档案就会慢慢淹没在失信的汪洋大海中。

　　应当看到，转型中国的社会信用缺失几乎是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同时展开的。光有学者的信用不行，因为一些官方的课题与评比就是偏好假大空的无信之作。光有司机对法律的信用也不行，因为醉驾的源头更在于选择性执法的普遍存在。对中国这个深陷于皇权专制长达千年之久的国度而言，“民以吏为师”的深远传统早已根植于每个社会细胞的最深处。这是任何制度变迁都无法回避的“中国问题”，或者，它还很可能成为能促进社会信用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换言之，在今天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推进诚信档案，必须从政府发端，向个人扩展。

　　相对于个人信用来说，政府信用居于社会信用的核心地位。政府失信对个人信用有极强的侵蚀与传染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媒体看到有关行政部门信用缺失的消息。比如，同样是虚假新闻，个人精心设计摆拍了一个“纸包子”就有牢狱之灾，而官方精心设计摆拍了诸多政绩工程官员勤政等却能立功授奖。明明捏造事实虚假宣传和捏造事实虚假批评一样是失信，一样应受到惩处，但实践中，这两种行为却是“冰火两重天”，如此区别对待，怎能示范出“诚信”来？

　　再比如，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大兴土木，成为诸多工程的幕后老板。在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纠纷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可以最后追算到一些赖账的政府部门头上。如果金融系统要推行诚信档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央行来先推出一个政府诚信档案，把那些赖账的行政部门都记入进来。并协调人大等机关，利用预算、审计和司法等手段，卡住这些失信的政府部门的财政来源，追究其法律责任。

　　信用是相互的，你对我守信，我还你一个守信。不守信的政府与不守信的人一样，不可原谅。挽救中国的信用危机，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是敦请政府和官员先立信于民。今日的“南门立木”就是对官员失信的责任追究。没有这个前提，别指望老百姓会对官员有信。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