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任上一直是中外媒体“盯梢”、“死守”的目标,甚至在各国政要云集的场合,无冕之王们也常“冷落旁人”、对他“重点围攻”。究其原因,因为记者们知道,这位严谨而可爱的长者,回答问题真诚、利落,从不背文件,一贯有自己的风格。最让记者们难忘的是,朱镕基常常能在最剑拔弩张的时刻,让记者们轻松一笑,用幽默化解局面
朱镕基 一本书和一位老人的中国注释
□本报记者 刘贞 发自北京
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23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第166页,“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中提及),据说是A型血,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
不谈公事、埋首书堆,朱镕基退休后“执拗”地过了六年“大隐隐于市”的生活。2009年9月2日,《朱镕基答记者问》全国发行。国人的镜头又聚集回几年前,朱镕基时任中国“代言人”时。所不同的是,对朱镕基的表现看得更清了。
太极化解敏感问题
《朱镕基答记者问》是典型的人民出版社图书,字号大、间距宽,除插图外全黑白,却敢在金融危机的年代标价:59元。
在机关做文职工作的殷先生,蹲在北京重要的人文书店之一——涵芬楼书店,翻看着《朱镕基答记者问》。在看到书前,殷先生已经在网上读过该书的“精彩语录”。他对书的第一部分——“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比较熟悉。“人大会上的答记者问大部分在报纸上看过。以前在报纸上读到朱镕基给自己的官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明生廉,廉生威。’觉得说的特别好,当时我还抄在笔记本上了。”殷先生对影响力周刊回忆道。
距涵芬楼书店1.5公里,北京重要的大众书店之一——王府井图书大厦,市民李先生反背着双肩包,将《朱镕基答记者问》架在包上,饶有兴味地读完了“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一节。
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分开专柜前的读者,从底柜里取出两包5本/包的《朱镕基答记者问》,麻利地补上货。“今早开门到现在已经109本了”,下午4点32分,工作人员向影响力周刊介绍这本书的销售状况,“基本上转一圈就得添两包”。
2009年9月2日《朱镕基答记者问》正式在全国公开发行。首次印刷25万册,但上架当天即行加印。与此同时,从本书上市之前,媒体便予以极大关注,不是闻风而动,而是测风而动。
一本纯对话体,看上去只是“资料汇编”的书,一位已卸任六年的前国家领导人,一些看似离普通人生活很遥远的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朱镕基答记者问》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朱镕基答记者问》全书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殷先生和老百姓比较熟悉的朱镕基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第二、三、四部分分别是,朱镕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在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
后三部分的内容,国内大多没有公开、全文发表过,也是普通人拿起这本书最有兴趣的部分。
“答得有意思,特别会化敌为友”人民网强国博客“草根名博”激扬中国评价朱镕基答记者问。
台海问题、人权问题、武器装备问题、经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等,一直是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回答得巧妙,朱镕基的答记者问才赢得了“智慧、幽默”的评价。
《朱镕基答记者问》收录了很多这样的精彩对话。如在“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请朱镕基谈人权问题。
朱镕基首先说,“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代。”接着向记者讲起一个小故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
中国太极文化讲求以柔克刚。朱镕基应对媒体时常是“太极打法”。日本共同社记者问,日美两国同意共同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TMD),对日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朱镕基回答:“我们反对TMD,尤其坚决反对把台湾纳入TMD。”“美日建立TMD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了导弹,在研制核武器,而中国没有对它施加影响。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何况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干预?!既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美国出来的,你还害怕什么呀?”
不是传记 是传记的证据
《朱镕基答记者问》不是传记,却是传记里最好的“证据”。
领导人出书被认为始于“治国八老”之一的薄一波,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在卸任十几年后出版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
朱镕基任总理期间,领导人出书的格外多。2001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李岚清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和《李岚清音乐笔谈》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李鹏在2003年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钱其琛在2003年出版了《外交十记》。
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公开出版的《朱镕基传》,但有“传记”成分的书和文章不少,对此,他的态度是一律拒看,认为“都是东拼西凑去卖钱的”。连堂兄朱天池2004年写完的《朱镕基传》,也因他拒看而搁浅。
朱镕基一直是个低调的人,将来倘作传,与无冕之王们的对话一定是极重要的事例。因为问答之间,他的行事风格、思辨能力,特别是语言魅力,已挥洒毕致。
爱《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的人,无论是愿意花59元钱直接从书店带走的,还是先大致浏览再耐着性子等待盗版的,朱镕基的个人魅力是吸引他们读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资深媒体人、高级经济师司马南对影响力周刊记者说,“我对朱镕基有超好的印象。”问及原因,司马南回答:“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自信心很强,不崇尚所谓‘谦谦君子’风度,说话单刀直入、行事注重效率。”
“他是学者型的政治家,有超凡的理解力和见识。”司马南举例说,“朱镕基非常鄙视那些弄了一大堆模型、说了一大堆废话,一心只想在国务院会议上要露脸的所谓‘学者’。我多次听到曾经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同志说,朱镕基常常直面呵斥这样的‘学者’,要他们拿出具体证据、事实来。”
这是其一,“超好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任上是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国家财政又是‘除糊口外就不剩什么’的财政。但经济转轨还要进行,接踵而至的各种问题还要面对。钱少、事多,总理难当!”
外电曾评价朱镕基任上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据《朱镕基答记者问》所收录“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1993年5月6日”载: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它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镕基任上可以说“夺”了很多人的饭碗。1998年至2003年,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3.1攀升至4.3,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从571万增加至800万。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也在1997、1998、1999、2000这四年持续在600万以上,达到峰值。
结构性失业、贫富差距等是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一旦有机会与朱镕基对话,就不会放过的话题。朱镕基自己也曾在“两会”期间与人大湖南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有些人对国企改革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司马南说,“那是因为本身即受了国企的影响,或者对国企改革中的具体事件,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国有资产流失,对某些蛀虫趁机窃取人民财富不满,这些都是爱国的表现,是公民负责任、爱思考、坦诚的表现。我对这样的公民是怀有敬意的。但你要明白,事后诸葛亮,把事情看明白了再出来指责,那是相对容易的。而国企改革在新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各国发展中,横纵两个方向都找不到先例,打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
朱镕基卸任时,《南方周末》曾破天荒地用24个版、30篇文章,赞美了朱镕基的执政生涯。按其“拒看一切传记性文章”的风格,这一期“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专题,朱镕基自己肯定是没有看过的。但专题最后一篇文章《如果在2013年评说朱总理》给出了评价朱镕基的客观方法。
“有些事要拉开更多一点的时间、距离,我们才能看清”,司马南说,“朱镕基是经济转轨的操刀者和最大突破者。在选择国企改革前,他听取了许多位专家、各个方面的意见,加上他本身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思考,他是高度负责的。即使具体事件有错,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他。况且,对这些指责,朱镕基自己从未辩解过一个字。”
大国总理的开始
日本资深媒体人、作家麻生晴一郎先生,向影响力周刊描述,日本民众喜欢朱镕基。2000年朱镕基来东京,电视台播出了他与市民面对面的讨论会,影响非常大。
麻生晴一郎所指即,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了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采访与对谈的内容也收录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中。
“朱镕基很亲切,回答了很多可爱的问题”麻生晴一郎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相关章节载:
筑紫哲也(主持人):听说朱总理只怕劳安(朱镕基的夫人),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镕基: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筑紫哲也:假如劳安不在演播厅,你是否会做同样的回答?
朱镕基:当然,表里如一嘛。
对谈会现场,千叶县五年级小学生提问,“我们班只有20名同学,但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不太容易,请问中国是怎样把近13亿人团结在一起的?”朱镕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融入了回答孩子的话语中,“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联系不同的阶层,经常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也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
“他当场拉二胡,一点架子也没有,像个和蔼的长者。”在与市民的交流中,朱镕基谈到了自己是京剧爱好者,主持人筑紫哲也更是在节目的最后邀请他现场表演。朱镕基大方献艺,现场拉了一段京剧过门儿,全场鼓掌。
在与国外媒体打交道的经历中,朱镕基面对最多的即是日本媒体。“90年代外资企业大量进驻中国,日本也形成了中国投资热”麻生晴一郎在中国生活时间不短,对两国关系有着很深的了解,“日本人、特别是商业人士,在朱镕基任期内,以中国报有很大兴趣,甚至超过现在。日本人对朱镕基的评价自然也离不开他在中国国内实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为日本所提供的机遇。日本媒体经常报道和探讨,诸如经济改革中的产业结构全化问题、卖掉国有企业转为民营问题、下岗问题等等。还有与之相产生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人口增加等。”
朱镕基任上绕不开的事件之一,即是中国加入WTO。外国媒体、特别是日本媒体对中国贸易政策表现出极大关心。“中国越来越国际化,跟世界经济、日本经济越来越亲密。朱镕基在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很多都是我们所乐见的。”麻生晴一郎说。
朱镕基在面对媒体时,也格外愿意谈这些问题,加上他态度诚恳、研究功夫扎实。
作为国家的总理,加入WTO后,朱镕基出现在世界面前的身份是大国“代言人”。能赢得世界敬服的代言人,必须成熟而有魅力,胸中有丘壑、同时能举重若轻。
具有中西教育背景的、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在朱镕基任上一直关注着他与中外媒体的对话,《朱镕基答记者问》所收录的与外媒对话,他大部分都看过。“记者也好,发言人也好,或者官员也好,存在一种信任的良性循环。对于朱镕基,大家觉得他讲的话值得信任,所以在值得信任的这种基础之上,他说的话,哪怕是拍桌子也好,幽默也好,你都会感染那种气氛。历年以来,我们中国官员习惯在记者会上非常严肃,非常对立,跟记者往往是对立的,信任气氛都打消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朱镕基惊为天人的原因。所有的记者,我在美国碰到的,在世界碰到的,还有官员,到现在为止,你只要跟美国官员,跟其它的国家的记者,谈到朱镕基,他们仍然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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