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高官频出的背后

　　“苏州出干部，苏州出经验。”近些年来，苏州的官员随着苏州经济发展，调任外迁和省内升迁几率颇多。苏州在10年的时间里连续四任市委书记被中央调任他省委以重任，苏州干部也纷纷在江苏省省内“遍地开花”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省内乃至全国的大面积推广。

　　苏州“高官现象”的背后，是以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富民”优先为特征的“新苏州模式”在省级区域以及全国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扩散，这也印证了地方政府在新执政思路指导下的吏治变迁轨迹。除了表明中央对官员本人工作的肯定和期待之外，也表明了中央对苏南这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肯定。

　　苏州的干部能够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本身说明中央对干部任用考虑的不是过去的个人魅力型干部，而是哪些干部能够比较好地按照制度化的方式去运作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2009年苏州再次“升温”。

　　6月被宣布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王荣在会上郑重承诺：“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做事。”至此，王荣的身份，由苏州市委书记变成了深圳代市长。苏州市委书记王荣“空降”深圳。

　　王荣，1983年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后苏州第8任市委书记，从梁保华到陈德铭再到王珉，十几年来，苏州市委书记频出空降高位的记录。即便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巧合”，这次任命仍然让“苏州高官”现象再度受到舆论关注。

　　“苏州成为干部摇篮”

　　在2004年10月底，曾相继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与王珉先后出任陕西、吉林两省的代省长。一时间，此番人事更迭使政坛“苏州现象”首次受到人们关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官员随着苏州经济的发展，调任外迁和省内升迁的颇多。从苏州市委书记、市长任上走出的省部级高官不在少数。

　　早在1987年，高德正主政苏州时就为苏州外向型经济打下牢固基础，两年后就升任为江苏省常务副省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也在1989年至1997年与苏州结缘8年，曾任苏州市长。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归来后历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在现任中央委员中，有两位曾任苏州市委书记，分别是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保华和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珉。

　　现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任苏州市长、市委书记，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此外，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杨晓堂先后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电子信息集团公司总经理，是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德铭曾于2000年12月至2002年5月间接替梁保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后调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接替他的正是王珉，再加上此次“空降”深圳的王荣，苏州连续四任市委书记均已成为省级领导干部。

　　有媒体称，“苏州正在成为省级领导干部的摇篮。”

　　苏州的官员走向全国之前，已经在江苏省内“修炼内功”，在各级党委政府大量任职执掌诸多重要岗位。

　　1998年8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梁保华火线上岗至苏州任市委书记。这位江西宜春人在1968年至1975年期间就在苏州市下属的太仓县工作，并曾任太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1981年之后，梁保华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等部门长期担任秘书、秘书长等职务。2000年底，梁保华升任江苏省省长。

　　2000年12月陈德铭接任苏州市市委书记一职，此前的三年中，这位1949年3月出生的上海人在苏州市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等职。这位出生于金融世家、在国际上有广泛人脉的学者型官员2002年5月被中央派赴陕西省。

　　1994年7月，王珉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岗位转到地方工作，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1996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2002年5月任苏州市委书记，同年8月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2001年6月，王荣出任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2年1月至2003年2月任无锡市长，2003年2月至2004年10月，任江苏省无锡市委书记。2004年11月13日下午和11月14日下午，苏州、无锡这两个苏南大市互换官员，王荣开始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江苏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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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干部在省内“遍地开花”

　　频繁的领导更替对于苏州市及下属各县级市的干部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以台资经济名声赫赫的昆山，在行政级别上还是一个县级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两个副省级干部。

　　上世纪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和他的继任者张卫国，在2003年均已官居江苏省副省长。

　　张卫国调走后，季建业2000年8月上任昆山市委书记，一年还没有任满，便于2001年7月被突然调往地级市扬州，随后连续出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他的接任者张雷上任一年多，即出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随后出任泰州市市委书记。

　　“你别看我们昆山级别不高，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昆山一位干部总结说。

　　调出的不仅仅是昆山的干部。曾担任县级市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的蒋宏坤，今天是计划单列市南京市的市长；而另一个县级市太仓市的市委书记徐建明，曾调任常州市市长，随后任苏州市市委副书记。

　　苏州干部纷纷在省内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全省的大面积推广。事实上，这也是江苏省委提拔调动苏州干部的初衷。

　　张卫国调到镇江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把城市改造一番，建了一条引资大道——这正是昆山特色的做法。路修好后，开发区一打造，然后将自己的商界朋友邀请到镇江，投资额和财政收入迅速增长。

　　颇有意思的是，张卫国的继任者季建业也被调到一江之隔的扬州任市委书记，上任没多久后，便迅速开建了一条引资大道，接着同样是打造开发区和引资——典型的昆山套路。

　　每一任领导调往外地，基本上都把过去在昆山招商引资时结识的朋友也带了过去。毫无疑问，他们分享了苏州和昆山的招商引资的经验和资源。

　　2004年10月29日，经省委全会票决，无锡市原市委书记王荣接过王珉的接力棒，出任苏州市委书记。1958年出生的王荣是江苏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其前程不可限量。

　　而对于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些干部来说，2003年12月上任的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曹新平工作两年半后，2006年6月即被任命为徐州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9年7月被任命为徐州市市委书记。据消息人士披露，近期江苏官场人事大调整将拉开序幕。

　　众多干部获得升迁，一方面令苏州干部在省内扬眉吐气，“到省里开会，台上坐的领导和台下坐的干部一见面就笑了——许多都是苏州出来的，甚至过去就是上下级关系。”

　　不过对于苏州干部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他评述为何苏州官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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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历造就“亮点”

　　从苏州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从1998年到2009年间，苏州市委书记历任4人，从梁保华到陈德铭再到王珉、王荣，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高学历成为这四任苏州市委书记的亮点。

　　梁保华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陈德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王珉与王荣也都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是典型的学者型领导。虽然王荣对外界称呼他为“学者型官员”并不赞同，但他身上却始终带有学者的气息。这种气息在他们讲话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高水平的讲话，条理清晰，而且冷僻的古诗词被他们信手拈来。

　　和王荣类似，王珉曾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任职至副校长。陈德铭则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型官员的典范，他一度被外界评为“罕有的具国际视野的官员”。章新胜曾两度赴美国留学，并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专业硕士学位。而现任苏州市长阎立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信息与系统专业，曾长期任职于信息产业研究和管理机构。

　　他们都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博学文雅；他们都很年轻就被委以部门重任，懂行守规；他们都在苏州发展的不同阶段担负过特殊的使命，负重敬业。用组织建设的行话来说，他们这个干部梯队及所带领的队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知识、专业化、外向型；有胆识、能亲民、不做秀。这些特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官员群体的先进文化。

　　官员升迁的“优良质地”

　　苏州市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升迁比较快，通常的解释是因其政绩显著。“在当今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下，如果没有比较快的苏州经济发展的话，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能够高升省长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观点颇具普遍性，持此论者往往用苏州的GDP总量等一系列数字加以佐证。

　　亦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在苏州当地学者看来，苏州官员得到提拔，与其自身的“优良质地”不无关系：陈德铭、王珉、王荣均具有博士学历，年龄的优势则是另外一个因素。

　　此外，苏州的经济系统早已成为一个有机体，换谁来主政也能发展得不错。而且在它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内，主政官员的强项恰恰能够契合该周期的特点。以前着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由善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官员主政。现在强调科技文化兴市，派来的都是教授等高学历人才。个人的特长与苏州的特点相结合，自然比较容易出政绩。

　　官员升迁要受到一些制度性的约束，比如年龄、学历等等，随着制度的完善这些将越来越具有刚性。

　　某一阶段领导工作的侧重点调整也对干部升迁产生着影响。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苏州赖以成功的三大法宝“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正契合了中央的发展思路，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一面镜子。可以推断，发展理念的契合与否将成为高层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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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26日，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15周年庆祝大会在苏州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等莅临现场。苏州，因为工业园区这张金光闪闪的名片，而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6月12日，一个月还未过去。苏州，又一次走在了“聚光灯”下。

　　这一天，新中国成立以来任职苏州市委书记时间最长的王荣受命南下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对政坛苏州“高官现象”的广泛关注。

　　四任市委书记先后担任省部级要职，地级市苏州如何成为“省部长摇篮”？

　　苏州政坛如此顺风顺水，其背后有何深意？

　　在中国，有“苏州出经验、出干部”的说法。事实上，苏州的官员走向全国的同时，也在江苏省内各级党委政府大量任职，执掌诸多重要岗位。苏州之所以出干部，缘于这里出经验，“新苏州模式”、“苏州经验”广为人称道。

　　四位省部级干部的苏州之路

　　有分析人士认为，外向型经济发达的苏州为短时间内干部升迁提供绝好跳板，而每一届苏州高官几乎都对苏州经济提供了强力支持。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世纪之交，梁保华到苏州任市委书记，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的苏州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受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对苏州招商引资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就新加坡工业园区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矛盾。苏州市那一届市委与市政府也存在不协调的地方。苏州除了有一个和新加坡合办的工业园区外，还建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双方对新加坡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各保一个”，常常因为招商引资的问题产生分歧。

　　结果在高层的安排下，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被全部调走，梁保华走马上任，他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稳定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大方向，同时稳定苏州干部队伍。

　　上任伊始，梁保华带着包括当时的苏州市长陈德铭在内的代表团亲赴新加坡，和李光耀等人进行艰苦谈判并取得成功，确保了中国政府在园区持大股，从而使苏州走外向型经济的方向没有发生动摇。

　　苏州市市委一位曾经历过“梁保华时代”的老干部说，梁保华是省委秘书长出身，心思缜密，工作细致，并且谨言慎行，事情没有考虑周全，决不贸然出手。

　　梁保华在任市委书记期间的表现令当时省委领导较为满意。2000年12月份，上任仅2年零4个月的时间，梁保华即调离苏州，出任江苏省副省长，并进而成为省政府的掌舵人。

　　梁保华在苏州任市委书记时，陈德铭任市长，梁保华的上述工作实际上也是和陈德铭共同完成的。陈德铭英语水平很好，在新加坡谈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语和新加坡方对话，对顺利完成谈判颇有功劳。

　　1999年左右，苏州的乡镇企业又因1996年的第一次改制不够彻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陈德铭与梁保华一起花了两年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二次改制”。改制后乡镇企业大多迈入了良性发展的道路，2001年，全市赢利的企业已经占到了70%。

　　梁保华上调后，陈德铭升任苏州市委书记，独立挑起苏州市发展的担子。除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一工作常抓不懈外，陈德铭还有一个着力点：苏州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陈德铭实行“退二进三”的策略，将工业从城区往外搬，然后进行老城区改造，恢复过去的许多商业老字号，使老城区成为城市商业和服务业中心。

　　陈德铭善于运筹。在他的手里，吴县成为苏州的吴中区，经过城市东西、南北道路拓宽，苏州市城区由过去的“扁担形”变为“方块形”，形成了东西联动、南北畅通的格局。

　　陈德铭的调离十分突然。据苏州大学一位研究苏南经济的学者介绍，陈德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和苏州许多外商都成了朋友。他的突然调离，当时让苏州许多外商很是“伤心了一阵子”。

　　接替陈德铭出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是江苏省副省长王珉。

　　王珉同样没有让外商失望。在他的任上，苏州外资引资迈上巅峰。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苏州市注册外资接近87亿美元，在内地城市高居榜首，远超第二名上海市的61亿美元。

　　王珉在任期间，开始着手苏州经济的转型工作，希望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改变苏州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多条腿走路的局面。但由于他被调往吉林，很多具体的措施和意见都还没来得及实施。

　　王荣在苏州任职期间，是江苏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对新加坡经验推崇备至。苏州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但同时，苏州不得不面对产业结构出现的严重“倾斜”。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中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应该占据相当高的比重。苏州必须从工业化城市转型至服务业城市。

　　针对转型，王荣提出了四大行动计划，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行动计划》、《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行动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计划》、《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行动计划》。

　　王荣还致力于文化产业发展。他提出，要做优做强文化产业，提升产业化水平的竞争力，提升文化产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和水平，使文化产业成为苏州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之一，要打造一批有较强竞争力、影响力的优势品牌，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王荣任期内，苏州的民生工作也上了一个新台阶。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

　　“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东西方的对接，”这句话他几乎让所有苏州的官员记在心上。

　　王荣在2008年11月接受江苏卫视国际频道“江苏改革开放30年·高端对话”节目专访时说：“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其深层次内涵不会过时，将成为指引苏州发展的精神动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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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经济：苏州经验的灵魂

　　在“苏州经验”中，苏州工业园的成功最为人称道，也是“苏州经验”的灵魂所在。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今年刚好成立15周年，很多媒体日前纷纷聚焦这里，探寻它的腾飞秘诀。

　　根据官方网站的数据，15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GDP和财政收入分别突破千亿元和200亿元，在亲商服务、物流通关、科技创新、服务外包、生态环保等多领域创造了“全国第一”。

　　对于苏州工业园的腾飞，除了一开始就形成了完整科学的规划体系、建立全新的开发和管理体制以及高标准建设基础设施外，引进高质量的投资项目是其成功的关键。据了解，苏州工业园区十多年来累计吸引合同外资20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百亿美元。目前已有79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了126个项目，区内投资上亿美元项目100个。资料显示，苏州已成为世界500强在中国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苏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很有一套，非常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学习。”一位熟悉苏州的媒体人士说，苏州不仅对招商引资进行了全面发动和动员，实际招商过程中，对利用外资项目通常采用边批边建、先建后批的方式供地，这无疑解决了大问题，给投资者留下良好印象。

　　除了工业园，苏州还有1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经济发展园区化成为一种潮流。

　　不仅仅是经济

　　沈立人，这位苏州本地产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苏州做书记既难也不难，“苏州不完全取决于市里面的工作。苏州原来是农村包围城市，下面市的发展比苏州市区还厉害。”

　　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看来，苏州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他们的个性就像水一样，能够因势利导，会绕过政策方面的一些阻碍，往自己的方向走，这种文化背景和它经济的发展相关度很大。”

　　此外，苏南人普遍有很强的区域认同感，“这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政府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比其他地方容易，政府的很多政策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理解。”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苏州前后任领导之间的衔接也较好。“苏州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任书记来了以后，一般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讲究一个连续性，这是我们苏州多少年来的书记的共同做法。不会来个书记就推倒重来，把前任书记的做法否定掉。”曾长期担任苏州市委秘书长的孟焕民说。

　　“我们现在的文件不仅仅是经济的文件，很多重点的文件都是关心其它了。苏州文化强市的建设规划、依法治市的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都出来了。这些文件同粗浅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是更进一步了。苏州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孟焕民颇为自豪。

　　强大的财政收入使苏州及下属县市有相对充足的经费投入卫生、环保事业，并因此而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旅游城市等一大把荣誉称号。

　　孟焕民认为苏州将来的竞争力在于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使苏州站起来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20多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舞台上，苏州风光无限。一任一任的市委书记、市长们就像接力赛一样，每一任都在前任的基础上大有建树，都保持了苏州这一列快车高速、平稳的前进，都为后任留下了一个“好摊子”。

　　然而，无论苏州走出了多少领导干部，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这些领导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带来了哪些变化。

　　苏州经验能被带到全国吗?王荣及更多从苏州走出来的干部也许可以用未来的工作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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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高官现象”的背后，是以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富民”优先为特征的“新苏州模式”在省级区域以及全国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扩散，这也印证了地方政府在新执政思路指导下的吏治变迁轨迹。除了表明中央对官员本人工作的肯定和期待之外，也表明了中央对苏南这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肯定。

　　园林门常开，高官频出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州的官员随着苏州经济的发展，调任外迁和省内升迁的颇多。从梁保华到陈德铭再到王珉、王荣，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又获得“省部长摇篮”的美誉。

　　事实上，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苏州“高官现象”的存在正契合了党中央的用人战略意图。如果说，出高官的地方不只苏州一个，那么政坛瞩目的“高官现象”为什么总是出现在苏州？

　　近日，本刊记者就苏州“高官现象”专访了曾多次去苏州调研的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

　　大地：最近，原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调任深圳代市长让苏州“高官现象”再度受到舆论关注。您怎么看我国政坛的苏州“高官现象”？

　　汪玉凯：应该说，这个现象属于偶然。的确，近十年来，苏州的连续几任市委书记以及苏州下辖的昆山等地官员得到升迁的比较多。之所以说是偶然，是因为除了苏州以外，一直以来，东部发达省份的很多官员也在不断受到中央的重用。之所以被大家称之为一种政坛现象，是与当地升迁官员的数量频率以及背后所承载的经济发展的“苏州经验”密不可分。苏州的官员得到提拔，和这个地方人文、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协调有关。

　　大地：有人认为，苏州官员受青睐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您同意吗？

　　汪玉凯：没错。由于历史发展原因，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比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比较发达、人的观念比较先进、文化水平整体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相比之下，不管是发展理念、基础条件都受到很多制约。

　　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各地区也存在差距。一般说来，经济发达地区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质和量，地方政府利用国家政策和制定本地区政策的能力、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民主化程度均领先欠发达地区。

　　党中央让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进行干部相互交流的干部选用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开始中西部和东部干部的互相挂职。这样的互挂，一方面可以使西部的官员接受东部省份新的理念、观念。另一方面，东部发达省份的干部也能够在欠发达地区得到很好的锻炼。目前，东部和中西部已经形成一种资源上的互补，各种资源要素互动循环、产业梯次转移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注重在江苏，特别是在苏州搞了很多改革试点。结果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改革重点放在长三角地区进行示范，先行先试，他们示范取得经验以后，然后在全国推广。

　　大地：从内因上来看，您认为，苏州官员如此受到青睐背后蕴涵着怎样的深意？

　　汪玉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苏州是长三角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在整个改革发展的历程中，它基本一直处在改革的前列。在苏州强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苏州经验，尤其是在工业园区发展和招商引资、优化投资环境方面的创新性举措，受到外界广泛赞誉。而苏州赖以成功的三大法宝：“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苏州工业园区的“园区经验”正契合了中央和国家的发展思路。苏州近年来展开的一场“富民运动”也开始初见成效，“新苏州模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在大力推广的同时也被注入了“富民优先”的新内涵。

　　第二个，苏州在江苏省是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它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观念理念比较先进、市场意识比较强烈。领导干部锻炼的机会很多，思想相对开放务实，成长起来更快，知识积累更丰富，对领导干部素质的要求也更高。我86年在苏州调研时，就深刻体会到苏州地区关于市场的理念、竞争的意识明显比内地高出一大截。

　　再有就是这些年来苏州政坛基本比较稳定，曾有苏州“百官共廉”的说法流传。官员受到认可，与大的腐败污案或者其它一些犯罪案件相对较少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先前被提拔官员的良好表现也对后来的官员被重用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选拔出一个官员，如果不行，对后面继续选拔高官不一定有利。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在新岗位上都有不俗表现，有示范效应，能产生一种信任感。这样一种效应也对当地后来不断产生一些重要官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同时，我也了解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苏州被称为“人间天堂”，苏州向来具有崇教尚文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苏州是著名的状元之乡。另外，我国两院院士中，苏州籍院士的数量之多也是令人赞叹。我想这个文化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苏州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人杰地灵”。

　　大地：事实上，在江苏政坛，苏南官员以前并没有现在这般耀眼。江苏人有一句顺口溜：“苏南人经商，苏北人进中央。”这是否与当地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关？

　　汪玉凯：苏北原来是老解放区，苏北的干部很多是新四军出来的，在北京的比较多，现在这批老干部慢慢退下来了。苏南客观上有它的有利条件，经济基础比较好，区位有它的优势，所以苏南既出成绩，又出经验，同时也出人才。苏北的干部不好同苏南比，因为客观条件不一样。

　　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建国初期，我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比如苏州的发展模式走在改革发展前列，这里就成了高级干部的“镀金地”。

　　苏州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在这个地方已经看到了国内其它地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态势，相当于这些官员已经先取得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再到另外一些地方去，要做的无非是把自己的经验和当地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央的一个期待。

　　大地：那么，随着将来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深化，我国这种干部选拔任用的战略肯定也会发生明显转变？

　　汪玉凯：应该这么讲，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战略政策措施都是与时俱进的，是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需要的。而我国区域发展差异不能短时间实现平衡，当下这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干部交流的用人战略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以往考察地方政府政绩主要还是经济挂帅，“GDP崇拜”盛行。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央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同时，随着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这一用人战略也会不断得到完善。

　　苏州的干部能够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本身说明中央对干部的任用考虑的不是过去的个人魅力型干部，而是那些干部能够比较好地按照制度化的方式去运作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1 2 3 4 5 6 (来源：人民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