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采访朱镕基的日子

    闾丘露薇

　　《朱镕基答记者问》终于出版了。

　　要整理那些零碎的文字记录，是件非常费功夫的事情，特别是第四部份，即和随行的香港记者之间的问答。

由于问答都是即兴的，所以工作人员没有准备录音设备，而我们这些随行的香港记者，也没有把整整五年的原始素材全部留下来，因此很多场合的问答，只能够依靠播出的、经过剪辑的版本。所幸的是，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刚刚开始和香港记者产生互动，问答都不算太长，媒体也很珍惜，所以几乎所有的答案，都会不经剪辑地播出来。那个时候，互联网不像现在这样热门，传统媒体也还没有开始利用新媒体的手段，比如把视频、文字放上网，所以可能有不少（答问的内容）已找不到的了。

　　这本经过三年准备时间的书，从历史资料价值来说，真的很珍贵。这本书的编辑人员，尽了最大努力，把可以找到的素材最终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这本书，让自己想起了从1998年开始跟随外访的日子。在这本书中，朱镕基和香港记者之间的互动内容，占了全书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其所涉的绝大部分自己都在场。看着那些熟悉的文字，那些场景仍历历在目。

　　向朱镕基提问，对于每个随行记者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每次外访，代表团在酒店也好、活动场所也好，进进出出的次数太多，如何让他停下来回答问题，很大程度就依靠提问的质量。可能是明白大家人手有限，错过了之前他回答问题的场合，他还是会回答被重复问到的问题。但是他会委婉地提醒记者们，这个问题之前已经答过了。如果问题过于大而空，他则会很直接了当地表示，回答不了。

　　香港记者很多时候的问题都围绕着香港，而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到，正如他2002年11月在柬埔寨出席东盟会议时特别讲到的：“我们从来都考虑香港的利益”。

　　香港记者可以有近距离的机会提问，也和他要求对香港媒体关照分不开。应该是1998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香港媒体刚刚开始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但是总是拿不到领导人的活动时间表，甚至在很多场合，因为名额的关系，被拒之门外。在美国白宫门口，一名香港记者为了拿到进入白宫的采访证，情急之下和工作人员扭打起来。后来，香港记者趁他进出华尔街交易所的机会，大声请愿了一下，要求对香港媒体能够公平对待。之后，香港媒体跟随外访的安排就有了制度性的安排，特区政府派出新闻官同行，负责和外交部联系，提前一天统一安排第二天的采访工作，只要是内地官方随行记者能去采访的场合，香港记者一定会有至少一个名额。

　　后来大家熟了，有一次聊天（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朱镕基出席丹麦举行的欧亚峰会期间），他问我们，为何不能够像内地记者一样坐专机？我们说，可能是因为“一国两制”吧，他哈哈大笑起来：“那我们可以‘一国两机’嘛。”虽然知道他只是开玩笑，但是我们还是赶紧解释，宁愿自己搭乘民航客机追行程紧凑的中国代表团。因为大家担心，坐了专机，就不再是不听话惹麻烦的香港记者了，那不太划算。

　　记得最后一次随行外访后和朱镕基道别，看到我们显得有点伤心失落的样子，他笑着说：“我还没有死。”只是，那真是自己最后一次和他的对答。之后在北京，前特首董建华述职，香港记者问朱镕基：退休之后做什么？他说，自己会专心看书。

　　他说到也做到了。之后看到他的消息，不是在广州的公园里面散步被民众认出，就是在西山专心拉胡琴。没有在大学教书，没有写书，很快从公众视野里面消失。唯一一次香港记者可以接触到他的机会，是在2004年12月，德国中小企业联盟售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时，他出席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的颁奖仪式。当时自己正在国外采访，知道之后和几个香港同行捶胸顿足，直恨自己痛失机会。不过随后一想，要在北京近距离提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追忆那段快乐的日子了。

　　环球杂志2009年第18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