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的王国英

解放军攻城部队正在准备冲锋

指认老战场

　　本报记者 李雅民

　　记者手记

　　王国英现住中山门互相西里一套普通的单元房，离他60年前随军攻打天津的老战场东局子很近。

　　9月16日上午11时，记者开车带着王老先生去寻访当年他和战友们冲锋陷阵的那片阵地。河东东局子那儿有条万东路，万东路上有个加油站，加油站对过有一条很窄的破烂不堪坑洼不平的土道，一侧是某干休所的围城，一侧是简陋的平房。一上那条土道，王国英神情顿时沉重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多少年来，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他97位战友的亡灵，当年解放天津，他们在这付出了生命，那时王国英是连队的文书，阵亡战友的名单是他亲手记录、整理和上报的。

　　沿土道进入一片简陋的平房区，一棵高大的杨树格外醒目，一见那杨树，王国英兴奋地说：“就这儿，当年这有几棵不大的小树，小树东北方向全是坟地，西南方向是开阔地，开阔地后面就是敌人的碉堡群，当时我们冲锋的时候，就是在这棵杨树附近的战壕里冲出来的，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现在站着的这块土地上。”王国英一讲，围过来一些居民，问他在说什么？是谁和谁打仗？王国英便站在那里，讲当年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激战，讲有多少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天津在这里为国捐躯。一位姓顾的大娘听后在一旁给他作证说：“对，40年前我随军从南方迁居到这里，那时我还奇怪呢，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的破碉堡？”

　　王国英，上海人，1927年9月2日生于上海高桥，他曾上过小学，在工厂里当过机加工。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投降后，工厂倒闭，王国英失业，听说沈阳是东北工业基地好找工作，他奔向沈阳，不想沈阳也是人满为患，仍然没有饭吃，他只好到处漂泊。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扩军，到处招募新兵。王国英想从军之后说不定还能建点什么功业，比到处漂泊挨饿的滋味强得多，他就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招募站。那年头有点文化的人不多，王国英读过小学，人家就说：“唉，你看得懂瞄准镜，去当炮兵吧。”他就成了机炮连的炮手。

　　自从当了兵，王国英就没闲着，小仗不说，大仗有打锦州，打沈阳，打的都是辽沈战役中的恶仗，他的迫击炮射程小，得到前沿阵地，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但危险性也大，战场上炮兵总是遭受对方打击的主要目标。后来，在一场阻击战里，2营5连文书负伤下去治疗，有人说机炮连那姓王的炮手有文化，营长当即提拔王国英为2营5连的文书，负责登记造册、编写口令、清点弹药及装备，记录伤亡和缴获等连队中所有文字方面的事务。当上文书后，王国英随即进关参加天津战役。其间攻打东局子，是王国英记忆最深的一场恶战。那场战斗里，他跟着连长冲在最前面，一枪过来，连长牺牲在他胳膊上。那一仗，他所在的尖刀连幸存下来的战士不到三分之一。

　　打下天津后，王国英随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一直打到香港跟前的零丁岛。打零丁岛王国英所在部队是乘着木船冲过去的，英国军舰帮着运送蒋军，解放军高射炮平射，吓得英国军舰狼狈而逃。而后，1951年秋，王国英又随部队北上，在武汉换上志愿军军服，在辽宁丹东、新义州那儿进入抗美援朝队伍，其间他任敌工干事，为瓦解美军，他还学会一些英语，没事就去前沿阵地冲美国鬼子喊话：“你老婆在家想你了！快回家吧！”王国英随部队一直打到整个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然后才返回祖国。1954年8月，王国英转业到天津外贸土产出口公司工作，5年前他是天津的解放者，打那起他又成为天津的建设者，一直干到60岁离休。

　　若论中国的解放事业，王国英应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功臣，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他参加了两个，而且是从中国东北一直打到南海海疆；朝鲜战争他参战两年，一直打到板门店谈判签订了停战协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功臣，战后却在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争名，不争利，默默地工作一直到离休，好多同事甚至他的子女，知道他当过兵，不知他曾九死一生，拥有那么多光荣的经历。

　　王国英离休前曾为天津粮油进出口公司基建办干部，谁都知道那是一大“肥差”，可采访时，他的儿女们当着记者的面，纷纷“谴责”他说：“他社会上有好多关系户，可我们知青返城也好，就业找工作也好，他全不管，一点后门儿也不帮我们走。”他老伴儿笑眯眯地数落他说：“他那时管钱，还有权，可天天就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到处跑，晒得黢黑，你坐个车怕嘛的？不坐。就连过摆渡的钱，他都自己掏腰包，不报销。他给单位盖了那么多宿舍，他从来不说给自己争一套，等他离休时，我们全家6口还是那间20平方米的住房。”王国英“嘿嘿”地听着，一句也不反驳。听话听音，子女、老伴儿哪是在“谴责”他，分明是在称赞他。

　　清廉一身，做到这点不太容易，对此王国英解释说：“为什么咱不那样？就是因为我总会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跟他们比，和他们一比，我太知足了，同为革命军人，胜利的果实，他们一点也没享受到，而我全都享受了，我看到了全国解放，我成了家，有了后代，还有很好的工作，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还争什么呢？还是为党为国家认认真真地多做一些工作吧。”

　　王国英自述：

　　连长牺牲在家门口

　　攻打天津，得先扫清外围。敌人在环城工事之外，设有几个很大的据点，如城东的东局子兵营就是其中的一个，不扫清那些据点，正式攻城时部队冲锋会受到侧翼火力的威胁。我在的东北野战军7纵130师390团2营5连，奉命攻打东局子据点，而且担当尖刀连。

　　任务下达后，营长带着连长们跑到前面去看阵地，完事连长再带排长们去看。东局子早在日军占领时就是一座兵营，敌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把一个主力团布置在那里，工事修得特别坚固，钢筋水泥筑成的碉堡几米一个，配上一道道铁丝网和地雷带，以及纵深500米、射界一览无余的开阔地，再加上从城内调配炮火支援，东局子兵营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

　　具体到我5连，任务是拔掉东局子东北角上的主碉堡。为减少伤亡，战前得做好攻击的准备，方法之一是挖战壕，尽量贴近敌人阵地。寒冬腊月，土地冻得梆硬，挖不动，战士们开“诸葛会”，想出一个好办法，大伙儿卸下身上的干粮袋，倒出干粮，装上炸药，连成一串，“轰”一声炸开一溜冻土层，底下的就好挖了。

　　那时解放军士气高涨，刚打完辽沈战役，消灭数十万蒋军，风头正硬，老战士们都想立功，那时战场立功风光得很，县里把立功的奖状敲锣打鼓送到家里去，全村的人跟着一起光荣。我们连长王福生瘦瘦的，三四十岁，很少见他这么兴奋过，原来天津是他的家乡，因为一次吃饭时他跟大伙说：“好多年没回天津了，打下天津后，抽空儿我先回家看看，然后请大伙儿去做客。”打仗打回老家，解放自己的家乡，对军人来说，这是喜事，大伙都为连长高兴。

　　1949年1月8日，清晨5时部队起床，战士们打好背包吃早饭，猪肉炖粉条，敞开吃，吃饱喝足后，早6点进入阵地。连长头一个，伏在阵地最前沿冲锋时的出发点。战士们在他身后一字排开，蹲在战壕里。我是文书，最后一次检查战士们的装备，看有无碍事的东西，如身上还拴个搪瓷碗什么的，让他们解掉。碰有打着哆嗦的新战士，安慰他几句；对那些老战士，就鼓励他们立功。他们说：“这仗还能活下来，咱就争取立功。”我说：“没问题，瞧好吧。”实际上，我心里也敲鼓，谁都知道，打天津，这是硬仗。

　　6点30分，我军炮火打响，那炮打的，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呼呼”砸向敌人阵地。敌人一看你要打这儿，他们的炮火立刻也向你打来，阻止你出击。双方炮弹炸得分不出点儿了，地动山摇，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7点到，冲锋号骤然吹响，连长忽地站起来，驳壳枪一扬，一声“冲啊，跟我来”，率先爬出战壕，向敌人阵地冲去。紧跟连长的是司号员，司号员后面是通讯员，再就是我，我是文书，必须跟紧连长随时观察、记录战况，因此我没枪，只背一个公文包，手攥一颗手榴弹，还有一颗在包里。我的后面是尖刀班，尖刀班后面是尖刀排，再后面就是整个连队。

　　一出战壕，什么也看不见，烟雾、尘土挡住你的视线，几米开外不见人影，我们必须一个个地紧跟着，看不清人，就看连长枪柄上拴着的两块红布。敌人的机枪全部开火，打得像刮风一样“呼呼”的，除夕的鞭炮怎么样？比那厉害得多，好在开始敌人也是看不见你，“嘟嘟”地瞎打罢了，子弹扫不上你，你就是赚了。烟尘中两块红布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地前进，那是连长,战场上经验、智慧最丰富的老兵，在带着我们蛇形前进，利用复杂地形的各个死角躲避着敌人的火力。行进中不断有人中弹倒地，后面的人紧紧跟上，谁也不敢落单儿。突然，三排郝排长碰到敌人挂在铁丝网上的一颗化学雷，“噗”一声，一股汁液喷溅到郝排长身上，郝排长身上顿时起火，他滚倒在地想把火焰压灭，不想那火却越烧越大，很快就烧死了郝排长。面对火球一般的郝排长，战友们束手无策，只能悲痛地喊着他的名字。

　　“为郝排长报仇！”战士们继续向前冲。忽然，前面那块不断挥舞的红布不见了，我用眼一找，发现连长已趴在一条浅沟一样的洼地里。连长停下了，我们也紧跟着他伏在那里。冲锋前连长观察地形时相中了这块地方，这儿离敌人碉堡群较近，他的意图是先把连队领到这儿，然后机枪近距离火力掩护，派尖刀班前去爆破。连长带着大家趴在洼地里，洼地外东、西、南，3个两三层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向外疯狂地喷吐着火舌，连长准备派爆破手去炸掉它们，就在这时，身后浅沟尽头一片枯草“哗啦”一动亮出两个射孔，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哗哗”地扫向我们。距离太近了，好多战士身子不动就牺牲在那儿。原来，狡猾的敌人似乎已料定我们会利用这片洼地，特意在这沟状洼地的尽头修一座暗堡，两挺机枪埋伏在这儿。

　　整片洼地被那两挺机枪死死地控制住，好多战士被打死，活着的被子弹扫得抬不起头来，爆破班长想去强攻，刚露头，中弹牺牲。后边攻击的部队不断地跟了上来，全都阻滞在这里。后来二排排长一看情况不对，带着二排往后退，另寻攻击敌人的出路。这时连长一看也急了，尖刀班、尖刀排不起作用还行？等会儿兄弟部队已经攻进了东局子，他还趴在这儿。连长一急，就把脑袋猛地一抬，右手驳壳枪一扬，大吼“冲——”，“啊”字未出来，一颗子弹“啪”地从他嘴里进去，从脑后出来，他的头颅“哐”地砸在我的手臂上。当时我正紧挨着他。我“连长、连长”地大呼他的名字，可他已经牺牲了，他举枪的手还那么扬着，双眼还那么瞪着，鲜血浸透我的衣袖。他到了自家的门口，家人就在前方不远的天津城里，他很快就能看到他们了，不想却死在家门口，我抱着他痛哭。尖刀班幸存的几位战士一跃而起，“妈的，爷爷跟你拼了！”“哒哒哒”，一片弹雨扫倒了他们。几分钟，30多位战友全部牺牲在那片洼地里。

　　战友下葬哭声震天

　　洼地里大概只剩下我了，我想我得先想办法突围，绕过去干掉这暗堡，为弟兄们报仇。那地堡射孔低于地面，我想若能翻上地面就能摆脱它的控制。于是我有意地一拱屁股，想屁股被打着没事儿，死不了人。“啪”地一个点射，我的屁股刚一露头儿，子弹击穿我表面一层棉裤，钻进土坡。就趁敌人重新瞄准的空儿，我猛地往上一滚，三滚两滚翻出了洼地。当我爬起来时，发现二排长在不远的地方，我跑过去向他报告连长牺牲了，按事先预定应由他来代替连长，同时要求他干掉那个地堡，为连长和战友们报仇。二排长当即向连队大喊一声说：“连长牺牲了，全连听我指挥，跟我来！”我带二排长返回洼地，从侧后攻击那地堡。手榴弹成堆地砸下去，敌人受不了了，举枪出来投降。投降？打死我们30多人，你还想活命？一看那些倒在洼地的战友，战士们眼都红了，真像《集结号》里演的那样，“砰砰”都给打死了。战场上一旦打急了眼，而且不知一会儿自己会怎样，有时就不管什么战场纪律了，敌我双方都是一样。

　　在二排长指挥下，我们尖刀连连续冲击，最终攻破突破口，为后续部队打开了进攻的道路。这时兄弟连队也从另一突破口冲进东局子，据守东局子的一个团很快被消灭，部分残敌逃进现二宫对面、有围墙围着的新仓库，那也是敌人的一个据点。城里陈长捷知道东局子失守，当即以重炮轰击东局子，炮弹一排排打来，时而横着炸，时而竖着炸，地毯似的一排排扫过，部队立足未稳，炮火下伤亡很大。我当过炮兵，略知炮击的规律，我专往刚刚炸过的弹坑里跳，只要是离我不远，那炮弹刚炸，我马上跳进那新弹坑，那土热得烫手，但我幸存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我也像《集结号》里的文书那样向新连长汇报伤亡情况：冲锋前，全连134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留守的炊事员在内，剩37人，其中开阔地冲锋时中弹牺牲30余人；洼地中牺牲30余人；触雷牺牲8人；强攻碉堡牺牲6人；遭炮弹轰炸牺牲20余人。

　　一连6天，我们安葬牺牲的战友。好多战士血肉模糊，分辨不出是谁，郝排长我们认得，是因为他被烧成焦炭。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战士，望着熟知的战友，想着他们未曾实现的愿望，下葬时难过得失声痛哭，有的拉着战友的手迟迟不肯撒手。当地老百姓非常好，他们帮着擦洗战友的尸体，连眼角和鼻孔的血迹都擦洗干净。群众恨透了蒋军，敌人为扫清射界，拆了他们大批的房子，闹得老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哪有那么多棺材？老百姓们献出自家的柜子，部队上也买来一些箱柜，牺牲的战友们被就地安葬在东局子附近。下葬那天，哭声一片，全连对天鸣枪，以军人的方式向烈士们告别。

　　自那以后，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尽管后来我参加过很多战斗，随部队南下一直打到深圳、汕头，以后又去过朝鲜前线，但让我记得最深的，是解放天津、攻打东局子时牺牲的这批战友，特别是我们连长王福生和郝排长。

　　攻下东局子之后，按说我应替连长去看望一下他的家人，至少告诉他家连长牺牲的经过，但非常遗憾的是，连长没留下、至少是没有告诉我他的家址。我是文书，负责给全连人员登记造册，但我调到这个连队时间太短，打完辽沈战役后马不停蹄地进关，白天行军，夜晚休息时才能访问三四个战士，登记速度很慢，没等我登记到连、排级干部时，连长就牺牲了。所以尽管我连在天津地区休整过一段时间，我却无法寻找其家人。

　　英烈名录上没有连长的名字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所在的部队从朝鲜战场撤回来，1954年8月，我被分配到天津外贸土产公司工作。从那时起，每年或是1月8日攻打东局子的日子，或是清明节，我都要骑车去趟东局子，在那儿找个地方坐会儿，嘴里念叨念叨，悼念牺牲在那里的战友。每回去，每回心里都会难过一阵子。

　　1997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开馆。开馆第二天我就去了，因为我心里惦记着一件事，就是我那牺牲的战友们是否在烈士的名单上？我想他们应该是在的，而且是肯定在。可是，去后我在馆里英烈名录的墙上，却找不到我们连长王福生的名字。烈士名录6000多人，是我眼花了？我反复地找，最后证实确实没有。我心里意见大去了，怎么我们这些真正攻打过天津的烈士，却上不了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名录墙？我是文书，当年烈士的名单是我亲自书写并报到上面去的，连长王福生的名字名列第一个，如今这里没有连长的名字，我就有理由怀疑是否我那97位牺牲的战友全被漏掉了！大厅里有意见簿，我抓过本子就写，写当年战斗的经过，写连长王福生如何当场死在我的胳膊上。写了满满一大篇。一周后，我再去平津战役纪念馆，看他们把名单补刻上去没有？去后一看，还是没有。气得我掏出笔来在那留言簿又写，这回写得更细、更多，强烈要求他们重视这一问题，并且留下我的联络方式。

　　不久，平津战役纪念馆派一位女同志找我了解情况。从那以后，我反复地找那女同志催促此事，不想最后给我的解释是：烈士名录全是由有关部门提供的，要想把王福生的名字补上去，光我证明不行，我只能算是一个“旁证”，得让王福生的家属出面，先由其家属证明存在着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确实是加入了解放军，并牺牲于那一场战斗中，然后由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再请我来出示旁证——我听后心里特别窝火，战争年代特别混乱，部队变化很大，有时一场大战下来，整个连队都快打没了，变来变去谁不认识谁，资料也难以保全，别说连长没能留下其家址，就是留下了，难免也因各种原因通知不到，然而就因当年的通知不到，明明身为烈士，却上不了那烈士名录墙！就因有个什么规定。当然，我承认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章程，但那人为的章程有时是不公正的，就如王福生，他明明是烈士，却得不到他应有的名分。

　　2009年1月10日，为纪念解放天津60周年，天津烈士陵园里建起一座解放天津无名烈士纪念碑。看到这条消息，我立刻去东局子，和牺牲在那儿的那些老战友们说，这下好了，天津市政府关怀你们这些为解放天津牺牲的烈士们，特意建立一座解放天津无名烈士纪念碑，这回你们总算是有了一个归宿了。近些日子纪念天津解放60周年，报纸、电视又在不断地报道当年咱们攻打天津的事情，天津人民没有忘了咱们啊。你们看天津现在建设得多漂亮，人们生活得多好，特别是孩子们，个个健康、聪明，绝大多数上大学，好多还去外国留学，咱们当年打天下，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今天过上好日子吗？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