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百年坚守文化尊严

　　“在国图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先辈们始终坚守文化的尊严，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先辈们举步维艰，但还保持着一种服务公众的信念”

　　文/王楠楠

　　藏书量已跻身世界第五位的中国国家图书馆，9月9日迎来百年华诞。

　　从百年前的京师图书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图书馆，再到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它的馆名几经更迭，馆址也由最初的北京什刹海北岸广化寺，到北海西岸的文津街，再到紫竹院公园旁的白石桥，几番迁移。

　　它经历了数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由皇权专制时代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过程。从清末民初的风雨飘摇，到抗战时期的艰难前行；从“文革”浩劫的蹉跎岁月，到改革开放的与时俱进，它一路栉风沐雨，见证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的自强。

　　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建筑面积25万余平方米的国家图书馆，已发展成为亚洲第一大图书馆、世界第三大图书馆。

　　回首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国图始终秉承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理念，将一如既往地以贯穿百年的国图精神影响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梁启超馆长个人借贷发工资

　　《瞭望》：提起国图精神，人们会想起当年创办之初的情况，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牵动着人们太多的情感。

　　陈力：说到敦煌遗书的发现以及后来的经历，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比较惨痛的历史，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以后，从此几万卷的敦煌文献饱受硬抢软骗之苦。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所谓的“外国探险家”，掠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不仅如此，像美国人还使用一些破坏性手法使敦煌的塑像和壁画严重受损。当时以罗振玉为首的一些学者就呼吁清廷，让甘肃地方政府把剩余的8000多件敦煌残卷押解来京，这些幸存的敦煌遗书后来入藏我馆，成为国图成立之初的重要馆藏之一。

　　《瞭望》：当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是怎样的情况？

　　陈力：从早期历史来看，京师图书馆的设立主要有三个人物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端方和罗振玉。他们都是推动中国图书馆建设的先驱，他们也深知建立图书馆的意义巨大，所以积极呼吁在京师建立图书馆。尤其是罗振玉，当时为建立京师图书馆辛苦奔波，煞费苦心，并为此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规划，包括图书馆的性质、定位和建立图书馆的具体办法，他对于图书馆最初的建立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还有一位是鲁迅，在京师图书馆建立之初，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担任二科科员，京师图书馆成立前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他经办的，其中有几件事情尤为重要。四库全书从承德文津阁运到北京来的过程经历了很多波折，当时承德地方政府不愿把其拨交给教育部和京师图书馆，这其中相关的交涉事情都是鲁迅从中斡旋的。内阁大库图书的拨交也是鲁迅经手的，也包括当时馆址的选址等问题，他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瞭望》：在国图的后来发展中，哪些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力：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因为早在它推行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呼吁应该建立图书馆来唤醒民众、启迪民智。1925年，梁启超担任图书馆馆长的那段岁月，是京师图书馆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当时北洋政府政局动荡，经济每况愈下，根本没有经费可以拨到图书馆，甚至员工工资都发不起。后来梁启超把自己的人寿保险拿到银行去做抵押，借来钱给员工发工资。

　　袁同礼是国图所有馆长中主持馆务最长的一位馆长，他对国图和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包括善本南迁、抗战史料的搜集、民族文献和边疆文献的搜集，还有对舆图的搜集，另外在1933年的时候，他专门为外交部搜集了南沙群岛的相关资料。

　　周恩来：任何人不准冲击北图

　　《瞭望》：在国图百年诞辰之际，举办了一场特藏精品展，它有哪些看点？

　　陈力：国图这次展出的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要对它们有正确的认识。提到国图的藏书，大家马上会想到宋元善本，无论从市场价值或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来说，它都很珍贵。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它们的看法，却不能太偏颇，因为其他文献包括现代文献也是我们社会很重要的内容，像这次精品展有甲骨、宋元善本、敦煌遗书、金石拓片，也有现代图书、缩微胶片甚至连环画，我们都不能轻视它们，它们都是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瞭望》：我注意到，在国图特藏展上，还展出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为北京图书馆异地扩建选址作的批示。

　　陈力：上世纪70年代北京图书馆面临空间狭小、地方不够用的情况，于是向中央报告申请扩建。当时有几个方案，其一是在原地（文津街）扩建，后来周总理在审批方案时，觉得扩建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他考虑另择一块地方来建设新馆。

　　那时扩建本来是考虑到北图未来20年的场所，但周总理批示这个方案的时候，特别提到要为北图20年以后的发展留出空间，所以周总理在批地的时候，就多批了3公顷地，而国图二期工程使用的就是当年周总理批下的3公顷预留地。要是没有这块地的话，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就不可能修，更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修了。

　　《瞭望》：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图书馆有没有受到冲击？

　　陈力：“文革”期间，当时红卫兵要冲击北京图书馆，那时图书馆的党委已经被打倒了，馆里已经没有领导机构了，刘歧云是当时的副馆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后来周总理得知后，交代任何人不准冲击北京图书馆，对北图马上实行监管。如此才保证了我们馆在“文革”当中文献基本没有受到损失。

　　《瞭望》：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比，以国图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有何不同？

　　陈力：从古代藏书楼的藏而不用，到现代图书馆的藏而致用，这是一次非常大的跨越。古代藏书楼的重点在收藏文献，其使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利用。而现代图书馆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所面向的对象是所有公民。可以说现代图书馆是为了保障公民获取信息基本权利而建立的，也是为了履行政府为公民服务而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

　　《瞭望》：中国图书馆事业目前主要面临什么挑战？

　　陈力：我们国家的整个图书馆事业面临很严峻很现实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地方对图书馆事业不重视，政府投入不足。还有社会力量支持的力度不大。而从图书馆的自身发展来说，还表现在图书馆服务体系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还不能很好地起到促进公民终身学习的作用。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技能、服务手段还不能够满足大众的需要，这是需要图书馆界加强完善的地方。

　　“先辈们始终坚守文化的尊严”

　　《瞭望》：在中国众多的图书馆中，国图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陈力：国图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国家图书馆，它的主要职能是保存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国家立法机构、教育科研单位和社会公众全心全意服务，还要成为发展公共教育，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更要承担记忆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它不仅要为今天的读者服务，还要为子孙后代服务。国图作为整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领航人，其日益强大必然引领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向繁荣昌盛。

　　《瞭望》：国图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陈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技术不断涌现，国图还有许多新模式、新服务方法需要去探索，包括新技术的研发，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演变。国图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加强为全国图书馆服务，因为国家图书馆是图书馆的图书馆，除了为公众服务，还要承担为其他图书馆服务的责任，积极推进文化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共享。通过这样，把国图的服务范围辐射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为图书馆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瞭望》：数字化改变了年轻一代的阅读方式，你如何评价这种转变？

　　陈力：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与阅读方式。网络的兴起，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这种发展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不能有了网络，就不要纸质的图书，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拒绝网络在现代社会或将来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网络的发展主流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改变。网络有许多优势，也有许多劣势。我们应该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程度，把它的劣势限制到最小程度。

　　《瞭望》：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年轻人少读书，有的甚至是不读书的现象？

　　陈力：年轻人不读书现象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不足以否定这一代人。一个人的知识包括很多层面，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基础知识的积累，而我们年轻人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部分。即使年轻人思想活跃，但是忽略基础部分，可能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年轻人是非常有活力与创造力的一代，也是我们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希望，年轻人一定要通过读书打牢基础，这样才能从容面对社会变化，才能肩负民族复兴的使命。

　　《瞭望》：你认为国图精神之于今天的价值何在？

　　陈力：在国图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先辈们始终坚守文化的尊严，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先辈们举步维艰，但还保持着一种服务公众的信念，他们始终恪守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其中几代图书馆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继承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国图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印证一个道理，图书馆与国家、民族是同命运的，国家强，图书馆事业强，国家弱，图书馆事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