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工程师

　　1949：工程师们的选择

　　“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距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34岁的王士光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快乐。而在这个城市庆祝新国家的诞生，对于他来讲有着特殊的意味。

　　11年前，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王士光第一次接受任务，就是到天津建设地下电台。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接手的第一个重大任务，仍是到天津，接管这个重要制造基地的电信企业，建设全中国的电信网络。

　　这一天，在美国芝加哥，进步的北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当时任“北美科协”负责人的葛庭燧后来告诉儿子葛运建，当天为了悬挂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两方学生大打出手。

　　主攻物理、并曾为抗日根据地造地雷的葛庭燧，在决心回国后曾给滞留美国的钱学森写信：“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觉凄然而自愧！”

　　著名的金属力学专家葛庭燧，将于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在崭新的共和国，这位“旧知识分子”通过实践成为了真正的国家建设者，他甚至三下鞍钢解决了铝材和钢材的质量问题。

　　在上海501汽车厂，24岁的赵晟在10月1日前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革命工作”：护厂。解放后，他因为能直接查阅美国通用卡车的英语保修手册而成为工厂里的技术能手，而这些车辆当时正准备用来攻打台湾。

　　无论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海外，无论是大学者还是小技师，工程师们终于集中在同一面旗帜下，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命脉运行、骨骼强健、生长茁壮而努力。

　　天津站的“地下工程师”

　　王士光的故事，一定要从清华讲起。虽然他曾在北大物理系学习，但在清华的经历让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士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司长等职。王士光的9个兄弟姐妹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妻子的王光美。王士光的本名王光杰。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著文回忆说，“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和蔼，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

　　1938年5月，华北大部沦陷，王士光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天津帮助地下党建立电台。用刘源的话：“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热线。”

　　王士光本来是想奔赴抗日前线的。1938年7月，领导河北地下党工作的葛琛却找到了他，希望利用他的特长。王没有犹豫，在8月抵达了天津。

　　王士光在天津的负责人，是时任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姚依林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一幢洋楼的三层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

　　根据姚依林后来回忆，为了掩护这个单身的男青年，还找了一位女同志扮做他的妻子，又请一位在冀南牺牲的同志的爱人潘老太太扮做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去的一个孩子，则成了“弟弟”，就这样组建了一个“家庭”。

　　与王士光搭档的这位女同志叫王新，东北人，圣功女中学生，是女同学会会员。后来，她成为王士光真正的妻子。

　　王士光的工程师本色，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那台自己组装的电台并不是王士光带到天津的。他们本来有一部美国的收发报机，效率低、稳定性差，发报时按键上竟然会迸出火花。

　　王士光想起临行前保存在六弟王光英住处的一部发报机，它是王士光采用新式电子管组装的，还有自己消除电路火花的功能。不久，这台先进的电台被交通员从当时的北平带到了天津。

　　这部电台可与延安、武汉、晋察冀联络。事实上，这个机关是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核心部门，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但设备毕竟有限，长一些的文件就无法发出。王士光和王新只能在每晚的一个固定时间，简短地接收信号，得到中央指示。在白天，他就去一个小作坊工作，修理收音机。

　　这些情节，在今天可能会让人们想起电视剧《潜伏》，其实，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负责地下电台的李侠夫妇的原型之一，就是王士光和王新。

　　这部王士光在大学时制造的电台，后来在天津的几个地下党机构中使用，一直工作到1944年有了新的替代品，6年间从未中断。

　　“半部电台”要接收天津

　　1939年8月，王士光和王新就一同离开天津，前往平西根据地，先后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他就是在这时开始正式使用王士光的名字。

　　1946年，他受命组建一个广播电台。此前，“延安台”几乎是共产党唯一的对外声音。它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干扰，可能影响其他各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王士光用了3个多月时间，设计、建设完成了这个被称为“邯郸台”的广播电台。1946年9月1日，他用不太标准的国语播发了第一条消息：“邯郸台”开始广播。

　　“邯郸台”是用两台改装后可以烧木炭的汽车发动机作为电源的，非常不稳定，甚至一度因此停播。于是，王士光改用蒸汽机发电。但蒸汽机的烟筒容易暴露目标，他们就顺着山坡砌了十几米长的烟道。几天后，“邯郸台”终于又开始播音。

　　对“邯郸台”最重要的考验，是在1947年3月。当时阎锡山进攻延安。3月29日，“延安台”没有照常播音。

　　当时“邯郸台”并没有收到中央通知。王士光决定，代替“延安台”进行广播，打击敌人士气。当晚，他们用已经更名为“陕北新华”的“延安台”进行呼叫，表示“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

　　第二天晚上，“邯郸台”像“延安台”一样播放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正式以“陕北新华”的呼号进行广播。

　　“邯郸台”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一直工作到1948年5月23日，中央启用新的广播电台。

　　这一年秋天，王士光在河北平山见到了中央军委电信局局长王诤。

　　王诤本名吴人鉴，是黄埔6期毕业生，专门学习无线电通讯。1930年他被红军俘虏，改名后参加红军。

　　王诤就是著名的“半部电台”的使用者。这是共产党军队的第一部电台，因发报机损坏、只能收听而被称为“半部”。王诤自己则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部队的队长。他的传奇，堪比任何一位红军将领。比如在长征中，中央军委曾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络几个月，王诤后来从无数个无线电信号中辨认出了二、六军团发报员的手法，并建立了联系。

　　在这次谈话中，王诤告诉王士光，华北解放在望，他要准备参与接管天津的电信企业，组织恢复生产。

　　“边区科学家”

　　与“潜伏”的王士光一样，葛庭燧也曾在30年代末投身红色阵营，经历了他生命中最为光荣的十几天。

　　葛庭燧191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乡下，193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他一直是积极的爱国者，抗战初期曾在清华组织了“实用科学研究会”，向民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

　　北平沦陷后，葛庭燧因结核病留了下来，并进入燕山大学做助教。

　　这时，滞留在北平的清华师生开始在葛庭燧的老师、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组织下，为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生产无线电设备。

　　因为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日本人无法进行管制，葛庭燧就经常受老师派遣，查阅有关无线电的资料，并购买雷管和无线电元件。1938年11月，他终于有机会前往共产党根据地。

　　据葛庭燧回忆，他穿了藏青色的西装、戴着礼帽，揣了一份北平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化名姓舒，先从北平乘火车去保定，经过日本宪兵检查后到达任丘。葛庭燧后来见到了吕正操。

　　葛庭燧的儿子葛运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一队“高知”抗日者有来自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的教师、学生9人，燕大、北大的3人。

　　葛庭燧后来回忆，他们曾跟随军队在任丘和高阳转移了两天两夜，以对抗日军扫荡。

　　工程师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炸药和建立电台。这些炸药，就是冀中军区开展地雷战的“本钱”。

　　当时冀中军区有一批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氯酸钾原料，但是它的性质非常活泼，经常出现问题。一次试制中，竟然将整个房子都炸没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汪德熙支持了试验，他倚仗的只是从北平带来的一本英文《高级炸药学》。

　　汪的方法是将掺油的氯酸钾与硫磺混合，然后像“砸炮”一样实验，如果响了就是仍不稳定；没响就是稳定了。后来清华的物理专家们也参与了进来，研究雷管。为了验证成果，他们还曾亲自去平汉铁路炸日军的火车头。

　　聂荣臻元帅后来说：“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冀中的炸药厂，最后竟然成为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的大型军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