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时评：虐待动物的“罪与罚”

　　作者：朱四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项目组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增设“虐待动物罪”、“传播虐待动物影像罪”和“遗弃动物罪”专条，用法治来推进社会道德的建设。

　　近来，我国出现的严重虐待动物行为越来越多，如网上近年来出现的高跟鞋踩猫事件、打狗事件、火烧猫事件等，引发了社会严重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力对抗和游行示威现象。由于我国现行法律里面没有对伤害、虐待动物行为定罪、处罚的条款。并且，我国的刑法要么无能为力，要么罪名与行为不匹配。因此，漠视动物福利、以伤害动物取乐、牟利、甚至无端戕害和虐待动物的行为，即使引起民众强烈的愤慨，受到道德谴责，也总是可以逍遥法外。这种状况既与世界潮流背驰，也违背了民意。因此，虐待动物罪的设立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民意支持。

　　有关动物的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1822年，英国人道主义者理查马丁提出的的《马丁法案》在英国国会顺利通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反对虐待家畜动物的法案。我国对动物的保护可追朔至周朝，新中国制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加强了动物保护，但仅限于刑事保护，且把动物作为客体来保护。就动物承担责任而言，将动物作为人的附属财产来确立动物伤人等民事责任。而虐待动物罪的设立则更进了一步。

　　虐待动物罪的提出，意在保障动物享有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免受痛苦和疾病伤害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以及表达天性的自由。因此，在笔者看来，虐待动物罪的提出不仅有利于让更多的人树立动物保护的意识和动物福利的概念，而且这是对文明潮流的顺应和对恶俗的扬弃。

　　过去，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动物是没有权利的，像石头、钟表一样的机械物；动物属于人类任意处理的对象，动物永远是客体。然而，通过动物学家长期的研究证实，动物有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虐待动物罪的提出，告诉我们，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不能认为人的利益都比动物重要，不能让动物的生或者死，一切随着人的利益而转移，一切随着人的情绪而改变。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影视制作进入了爆发增长阶段，为了渲染剧情，许多影视剧开始大量使用动物。在“观众爱看”理由的支配下，影视剧中肆意虐待动物的行为也就被打上了“为艺术牺牲”的旗号，在我国甚至还出现过某旅游卫视的高楼抛猫节目。据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男子因为虐待他的宠物狗而被地方法院判处25年监禁。相比之下，以艺术的名义戕害动物就成了悖论。在如此可怕的事实面前，虐待动物罪的提出，既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理念直接源于一百多年来人类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思考和进步。如果没有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理念，要启动和搞好动物福利立法是不可能的。动物的权利需要保护，并且不应作为客体保护，而应作为主体来保护。虐待动物罪的设立，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