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宫一栋）他的听力严重下降，而且因为中风，右手一直在发抖。但年过七旬的刘道玉仍然每天工作4个小时，思考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他今年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是在媒体上发表的一篇7000余字的文章，呼吁整顿中国数量激增的大学。

　　完善退出机制

　　这位前武汉大学校长坚信，教育应当建立在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尊重之上。他坐在自己堆满书籍的屋子里说：“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

　　刘道玉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县的一个农村，1953年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他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诺贝尔。“我14岁时读了诺贝尔的故事，他一生追求发明创造，对我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并称为中国最好的五所大学。但1953年之后，武汉大学声誉急剧下滑，“一些教授受到排挤，没有多少人能安心做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武大竟变成了“老牛拉破车”，在教育部主管的23所大学中，排名降为倒数第二。

　　刘道玉1957年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1962年，武大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

　　“苏联的情况跟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它的研究生制度非常开明。我不用选任何必修课，也不用参加考试。我只需要最后发表一篇具有创意的论文，参加口试即可。”

　　刘道玉觉得苏联的这种学术氛围十分符合他的个性。

　　1973年，在从事教学工作10年之后，刘道玉被提拔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4年后，他奉调北京，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但是，刘道玉一年后就交了辞职报告，决意回到母校。“我希望为武大雪耻，重振昔日辉煌。”

　　1981年，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校长。他信奉一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