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概说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古代文化典籍的汇编，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在中国文化典籍史乃至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清永瑢、纪昀等纂修，乾隆内府写本。全书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共计七万九千三百九卷，原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民国三年（1914）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四色装潢，以便检阅。

　　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运至北京后，经过了六次搬迁，而每次搬迁都使这部传世珍籍得到了妥善了保存和保护。

　　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清政府为筹建京师图书馆，依学部奏请，允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京师图书馆。辛亥鼎革，1913年6月27日，教育部依前案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拟即派人往取”文津阁《四库》及各殿藏书，尚未成行。因“盗卖热河避暑山庄古物案”，内务部筹办古物陈列所，先派人于12月底启运文津阁《四库》。次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指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应提交京师图书馆”。8月25日，内务部复函教育部，同意归还。9月，鲁迅、戴克让等奉派前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办法，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清点、接收。次年9月，接收工作方全部结束。时京师图书馆馆舍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四库全书》存放于后院西式平房内，面积三十平方丈。1928年7月18日，京师图书馆奉命改称北平图书馆，获准将中海居仁堂及其附近拨归本馆为馆舍。1929年1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迁入中海居仁堂，并举行开馆仪式。文津阁《四库全书》亦随之迁入居仁堂。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择地另建新馆。1931年春，文津街新馆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随之迁入。为纪念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1931年4月9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拟将馆前街道定名为“文津街”，公安局于5月18日来函照准。1987年，位于紫竹院公园北侧的北京图书馆白石桥新馆一期工程竣工。次年，88万册（件）善本特藏自文津街老馆迁入新落成的馆舍，文津阁《四库全书》亦随同迁入。因馆舍设计时未考虑《四库》书架的尺寸，《四库》书架难以搬入新建善本书库，只能在善本书库外择地另存。2008年5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为《四库全书》专建两层新库房，面积比先前增加三倍。7月10日，文津阁《四库全书》书架正式搬入二期新库房。9月初，全部书函亦搬迁完毕。

　　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和价值

　　《四库全书》纂修的直接起因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从《永乐大典》辑出亡佚图书的建议，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随即诏令汇编所辑佚之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虽有维系清朝统治和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编纂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使传统典籍免遭毁灭的厄运。当时一共抄写了七部，即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七阁的命运虽不尽相同，但却是整个清末民国社会的缩影。

　　《四库全书》编修历时十余年，参与编撰学者三百六十多人，抄写人员近四千人，收录典籍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约七亿字……这就是中国古代最大丛书——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它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我国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然而，这部盛世巨帙在修成至今的两百多年间，其命运与近代中国一样，历经坎坷曲折。抄写完成的七部《四库全书》，流传至今者仅三部半，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及其书籍早已在战乱中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纂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底本来源于内府藏书、清廷官修书、各地的进呈本以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史料，是现存保留着“原架、原函、原书”的一部完整的四库全书。

　　文津阁本乾隆五十年（1785）方抄完，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研究证明，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在某些方面文津阁本胜过了文渊阁本，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均有所补正。如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多了乾隆皇帝撰写的御制文一篇，《垂光集》有些内容则是文渊阁本所没有的等等。此外，全书经过了纪昀的主持复勘，如《资治通鉴释例》补抄入阁，《干禄字书》因存在错误则重抄入阁，有些书则补画入阁等。所以，文津阁本对前三阁抄本存在的一些讹误作了修正，在卷帙篇第以及文本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此外，文津阁本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的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所没有的现象。

　　乾隆皇帝纂修四库与文化毁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廷实行“寓禁于征”的策略，对于一部分有碍于统治即所谓不利于“人心正道”的典籍禁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字内容进行抽换改易，如《辽史拾遗》把涉及“虏”、“单于”等词汇更改。（二）禁止某些版本流行，如《皇明从信录》卷端有朱笔题“瘟书”二字，令人不禁捧腹而笑，禁书犹如瘟疫，读之令人生病也。（三）康熙皇帝御批的书至乾隆修四库时反而成了禁书，如康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乾隆真是禁书“到家”了，令人叹为观止。（四）劈版辱尸以彻底销毁，如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足见禁书残忍之一斑。除此之外，展品中的翰林院抄本和进呈本也是一个特色，很多是作为四库底本使用的，所以在这些底本上便有一些当时馆臣的校改痕迹，包括黄签考证、墨笔批改等，如《百正集》上面有“连写不空“的批改之语；《渔墅类稿》则有很多黄签，上面写满了诸如异文校勘等的考证文字，进呈的四库底本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鶡冠子》上面也是贴满了黄签。

　　总结起来，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渊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存和出版

　　从历史上看，《四库全书》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编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现经核查原藏，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就现世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由于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因此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当时就据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即特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由于原书散失严重，缺佚过半，据文津阁本补抄的更是不计其数。在保存保护这部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历史过程中，鲁迅、陈垣、袁同礼、徐森玉和赵万里等前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鉴于文津阁四库所具有的独特版本价值，自民国时期便提出了影印以使之走出深闺为更多人识的动议，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随即派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到馆清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而终未能实现，这也是旧中国贫瘠薄弱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影印文津阁四库的建议正式开始实施，直到近些年来方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齐，是一件有功于当代而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四、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核心的文化展览

　　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架、原装、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乔迁“新居”——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稽古厅，从此这部承载着近现代波澜壮阔而又命运多舛的历史的四库全书终于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庆祝二期新馆正式开馆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以瞻仰其盛世之举的风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特举办主题为“盛世宏编”的四库全书专题展览。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办，协办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在馆领导和各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展览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公众好评。

　　四库全书展从开始酝酿就具有明确的定位，即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核心进而全面介绍四库七阁的情况，包括四库纂修背景、现存四库展品和档案史料等，注重学术知识背景和传统文化普及的统一。尽管此次展览只是专题性展览，而且从开始准备展览到开展仅用了半月的时间，但无论是展板文字的撰写还是展品布置，都体现了严谨细致和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这一方面得益于古籍馆扎实的基础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积累，更为重要的则反映了专藏文献带动专题研究和专题展览的良性互动。就展板文字介绍而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带给公众丰富厚重的知识内容，又启迪深思而唤起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就展品布置而言，则是学术研究在展览中的具体呈现，如把展品按照四库原本、翰林院抄本、禁毁本等类别分门布置。公众在参观展品中所获得的便不是单纯的四库写本，而是动态的四库写本纂修的历史过程。此外，各兄弟单位甚至私人藏家积极支持本次展览活动，如浙江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别送来了馆藏的文澜阁本和文源阁本，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则提供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稿本，翁连溪先生慷慨的出示了所藏文渊阁本零种等等，展览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他们的大力帮助。

　　总而言之，本次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得到了社会读者和高校科研院所人员的称赞，如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郑先生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做出这么高规格高品位的展览实在是了不起，南开大学的杨洪升副教授则盛赞能把四库中的四阁原本聚在一起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社会读者也纷纷留言，写下了他们的感受和体会，有的说：“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为我国传统文化而骄傲，为古籍被焚毁而可惜。”有的说：“能与四库全书等古代中国智慧的典章们相视，使我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展览办得很好！”还有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说如能配有定期的工作人员讲解，就更完美啦！这些评价对古籍馆是鼓励也是鞭策，争取今后办出更有水平和更有特色的类似专题展览。（善本组刘明）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