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荣君 摄影 刘耀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左”的错误影响尚未彻底清除，平反工作还有一定阻力。真正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

　　王永臣，1927年6月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深泽县。1950年9月入保定工农速成中学，三年后考入北京政法学院。1955年9月，王永臣提前肄业，被分配到天津市人民法院。1981年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83年4月当选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几十年的法院工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宪法和法律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有公民都应遵守。发生错案，对审判员来说，可能只是办理案件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错案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是难以弥补的，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出现错案，对审判员来说是耻辱，对当事人和人民来说就是灾难。

　　国家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人民安居乐业。对此，原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臣有着切身的体会。

　　王老1927年6月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深泽县。高小还没上完，抗日的烽火就烧到了他的家乡。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样，王永臣小小年纪就投身抗日战场，先后做过儿童团长、校学生会主席、县学联组织干事，1941年8月刚刚14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6日，王永臣参军，投身抗日第一线。

　　1946年王永臣办了复员手续，回村里做治安员。1948年2月正准备随大军南下的他被组织派往冀中行署财政厅，后进入河北省财政厅农业税科。1950年9月入保定工农速成中学，三年后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学制本来是4年，但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法律人才，1955年9月，王永臣提前肄业，被分配到天津市人民法院。

　　王老说，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

　　195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人民法院请示文件的批示中指出：在刑事法规尚未制定公布之前，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应依据有关的纲领、政策、决议、条例等，并斟酌各案具体情况为之。建国初期，天津市各人民法院判处各种刑事案件，都是按上述批示精神执行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从而使国家各项具体法律的制定有了根本依据。建国初期，《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法律法规适用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出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迟迟未能制定出一部刑法，更不要说民法了。从1958年开始，党内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起来。反映在法院审判工作上就是不按党的政策和已有的法律办事，随意上纲上线，错定案件性质，将一般刑事案件按政治案件重判。这一错误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严重程度，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当时的“左”倾思潮，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大批干部、群众被无故立案审查、批判斗争、残酷折磨，甚至随意逮捕治罪入狱，连国家主席都难以幸免。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长期以来使受害人及其家属政治上受到压抑、精神痛苦、生活困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期间，法制建设不但没有进展，甚至连一些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条例等也被践踏，公检法被砸烂，律师更被说成是丧失立场替坏人说话，检察院、法院一度被取消，与市公安局预审处合并为一个大队。

　　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不论是法官还是其他人。1969年，已做了十年审判员的王永臣被取消干部资格，下放河北省邢台水泵厂当工人。

　　法官都在劫难逃，当事人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1964年在天津影响很大的所谓蒋某某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就是一个典型。蒋系资本家出身（原南开皮件厂经理），公私合营后在天津和平皮件厂任职。1964年，蒋家小孩与邻居和平皮件厂一工人的小孩因玩耍一段电线引起纠纷，继而两家争吵乃至殴斗。诉至法院后，审判员将此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调解解决。后此案被当时某领导得知，无限上纲，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提了出来。蒋的行为被视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明目张胆的阶级报复。当时的河北省高级法院（1958年后，天津市一度隶属于河北省管辖，市高级法院降格为中级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工作严重“右倾”，打击资产阶级进攻不力，并责成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后蒋某某被以阶级报复罪判刑15年，其家属和工厂干部被株连。和平皮件厂厂长被定为“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厂党支部书记被定为“敌我不分，昏庸无知，麻木不仁”，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南开区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审判员赵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书记员也被调离法院。此案在法院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审判员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左”的错误影响尚未彻底清除，平反工作还有一定阻力。真正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并要求平反工作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基本结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对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大量工作。

　　王永臣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归队的。1979年3月6日，王永臣调回天津市法院系统，先任中院刑一庭负责人，1981年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83年4月当选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强。为做好这一工作，开始院里抽调部分有经验的老同志成立复查办公室，后交由各级法院的刑庭来做。为了早日拨开笼罩在一个个受屈家庭头上的乌云，法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复查办公室制定了四条措施推动工作的开展：（一）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二）提高觉悟，加快步伐；（三）大胆负责，积极工作；（四）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同时，决定对明显的冤、假、错案中被关押的人要写出报告先放人，尔后再认真按程序复查，作出结论。

　　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坚决贯彻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对平反不彻底的，坚决割掉尾巴”等原则，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张某偷越国境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张某，男，工人，1971年3月28日被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级人民法院军事管制小组以（70）军法判字第222号判决书，按叛国罪处有期徒刑七年。张不服提出申诉。1978年6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撤销原判，按偷越国境罪免予刑事处罚。张仍不服，再次申诉。1980年，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复查此案。查明：张某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无端遭受揪斗、抄家等迫害，对前途失去信心，产生错误念头，欲逃往国外另谋生路。但是，当他逃至边境某地时却又留恋祖国和亲人，停止偷渡徘徊犹豫时，被当地公安人员拘留审查，后被逮捕判刑。法院最后认为，以偷越国境罪免予刑事处罚是不妥当的，考虑到张产生错误思想的原因和停止偷渡的具体情况，最终宣布张某无罪。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前一阶段主要是平反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及其前后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主要有：由于说过一些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话和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鸣不平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后一阶段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对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其他案件（如投诚起义人员错误处理的）进行了复查纠正。复查案件经历了由被动变主动的过程，即开始当事人或家属申诉的才复查，到后来，即使没有申诉，但认为某时期或某类案件有问题的，主动复查。通过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判处的3077件反革命案，维持原判的仅有400件。1964年在天津影响很大的所谓蒋某某反革命阶级报复案，经过复查，于1979年8月11日宣判，撤销1964年的判决，宣告蒋某某无罪。同时，对因此案而受株连的人员，法院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平反。

　　1983年，王永臣刚当选高级法院院长不久，就赶上了声势浩大的“严打”。鉴于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沉痛教训，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他强调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要再发生错案，特别是对死刑案件，决不能造成一人错杀。

　　王永臣感到幸运的是，虽历经坎坷，但还是赶上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好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立法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法官们可以比较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民事经济方面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说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1982年，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开始受理行政案件，到1986年，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37件。此后，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行政诉讼开始增多，越来越多的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民告官”，不要说“文革”中，就是“文革”前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王永臣最后说，几十年的法院工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宪法和法律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有公民都应遵守。作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更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处理每个案件都应慎之又慎，保证质量，力求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发生错案，对审判员来说，可能只是办理案件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错案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是难以弥补的，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出现错案，对审判员来说是耻辱，对当事人和人民来说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