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一幅毛主席画像

　　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

　　60年前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那铭刻在开国盛典上的无数个闪光的“第一”，记录了那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伟大时刻，并将永远载入共和国辉煌的史册……

　　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及海外发出了征求国旗等方案的启事。上海滩一位33岁的青年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的名字叫曾联松，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7月，曾联松在一间斗室里设计出一张又一张国旗草稿。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面：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地，五星呈金黄色，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文化特征，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

　　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庄严地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一天，参加会场布置的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领导吩咐她赶制一面五星红旗的样旗，随即便把一份国旗图案和制作尺寸交给了她。赵文瑞跑到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买来长幅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国旗制作的要求，趴在地板上飞针走线地缝制起来……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四十几个小时了，她顾不得吃饭，更顾不上合一合眼。由于过度劳累，上下眼皮直打架，稍不留神，针尖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

　　9月30日下午1点，五星红旗缝制完成，政协会议的工作人员等着把这面红旗取走送往怀仁堂会场。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闭幕式上，当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6位副主席站在巨大的五星红旗前面时，会场满台红光，四壁生辉，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与此同时，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接受了天安门广场第一面国旗的监制工作。10月1日，当晨曦照进窗棂的时候，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制作成功了。

　　当日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地按动了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上新中国的天空。她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毛主席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第一次实况转播

　　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城台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正在充满激情地进行现场广播。

　　10月1日中午刚过，丁一岚和齐越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播音位置，像是两个待命投入战斗的士兵。

　　丁一岚和齐越在解放战争中播出了党中央许多重要的文告和战场新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起草、修改的文稿，通过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四面八方，为鼓舞人民士气，瓦解敌人斗志，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庆典开始了。丁一岚、齐越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宽阔的广场和由东向西伸展的长安大街，那里站满了欢呼着的30万群众，他们挥舞着无数面鲜艳的红旗，恰似欢腾的海洋；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早已排列成整齐的方队等待检阅。看到这宏伟、壮观的场面，他们怎么能抑制住激动、兴奋的心情呢？

　　为了组织好共和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到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先，编辑、记者胡若木、杨兆麟、高而公都一次次采访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了解情况，草拟和反复讨论实况广播稿件。同时，播音员也预先熟悉各方面的情况，深入领会稿件的精神。这种“实况转播”需要各方面配合。听众不能到现场观看，却急于了解受阅部队和群众队伍的动态情况，播音既要简要概括，抓住重点，抓住人们所关心的场面，又要层次分明，有真情实感，使人如亲临其境。播音是整个编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而又处于直接和亿万听众交流思想感情的第一线，更需要全身心地投入。

　　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亲自坐镇指挥播音。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是要照看主席台正中的话筒和播音话筒；傅英豪、黄云负责机房和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杨兆麟则负责现场的播音稿。大部分播音稿是电台特派记者在预有准备的情况下写就的。梅益坐在播音台的一侧，一张一张地看稿，适合播出的立即以手指或点头示意交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着广播稿，全神贯注地把开国大典的盛况，把正在进行着的动人情景恰如其时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第一幅毛主席画像

　　天安门城楼大殿的东山墙下搭起了一座6米多高的杉木架子。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助手陈若菊等，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显露出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1945年6月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上毛主席身穿的粗呢子制服还是在延安大生产后王震的359旅战士为毛主席制作的。这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北平解放后，30岁的周令钊画领袖像颇有名气。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国共和平谈判会场、北京饭店会议室等处悬挂的毛主席油画像都是他的杰作。及至新中国成立在即，北平市有关领导就推荐周令钊来承担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

　　这一光荣的任务随之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也算是托了领袖的福气，周令钊和他的助手陈若菊不久结成了恩爱夫妻。

　　面前这巨大的画框是由北平市美术工作室的同志设计的，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经过在门洞上方实际丈量，最后才确定高6.4米、宽5米的尺寸。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足有两层楼高的画框上。助手陈若菊和负责古建油漆的师傅在一旁协助他打底、调颜色。十来天里他们没有离开过天安门一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周令钊根据照片摹本把毛主席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口的式样，并根据领导的要求，模仿毛主席的书体在画像底下写了8个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这天，聂荣臻将军来到城楼下面，他端详着毛主席画像，从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他说，主席画像的领子还是要把风纪扣系上。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聂荣臻也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周令钊对聂将军的指示心领神会，立即抓紧时间改画了主席的衣领。经过连续夜以继日地“赶”画，大典前夕，毛主席画像绘制完成了。这在当时该属中国最大的一幅领袖画像了。

　　 第一次中外合作拍摄

　　政协会议开幕以后，苏联派出的电影团即摄制组抵达北京。这个摄制组阵容强大，由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瓦尔拉莫夫领衔，成员包括摄影、制片、录音、照明共30多人。经双方商定，决定合作拍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侧重从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角度来反映；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国》，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反映。

　　影片为了体现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经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在中南海拍摄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层领导在一起开会的镜头。摄制组还派出摄影师分头到全国各地拍摄，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给予配合、支持。解放了的中国，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开国大典是两部影片的高潮。10月1日这天，天安门东华表前专门为摄影师搭设了高脚台，天安门城楼上面特准苏联摄影师自由拍摄。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也陪同苏联导演和摄影师在城楼上选择角度进行拍摄。当时使用的电影胶片都是由苏方提供的彩色胶片，采用同期声录音。几位苏联朋友很卖力气，直到群众游行结束，那绚烂的灯火消逝在狂欢的队伍中，摄影师们才收拾机器，驱车返回位于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驻地。

　　为了拍好《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央责成军委作战部李涛部长专门向摄制组作了几次报告。由于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只好组织补拍。好在战争环境还没有远去，人民还处在革命胜利的亢奋之中，所以组织补拍起来还比较逼真，上下也都很重视。

　　按照拍摄计划，这部影片先由辽沈战役东北解放拍起。大兵团作战需要步兵、炮兵、装甲兵几个师的部队配合。毛泽东给在武汉的林彪写了亲笔信，由吴本立和苏联专家携信前往。林彪本来考虑由“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挂帅协助拍摄，但因中央正要刘亚楼筹建空军，抽不出身来，就具体交给“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处长苏静负全责。在东北拍完了攻克锦州、塔山阻击、解放沈阳，然后就是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

　　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委的共同组织下，补拍了盛大的部队“入城式”和“朝阳门换岗”行动：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开进北平;傅作义军队把岗位让给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以标准的姿态亮开刺刀站在哨位上……在扬子江面，在金陵城头，由第三野战军部队配合，补拍了千帆竞发、突破长江天险和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壮观场面……

　　由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和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在向西北、西南进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方针，追歼敌人。影片收入了大量真实的历史镜头……

　　以上拍摄的大量历史镜头，都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经典”资料，载入了辉煌的史册。

　　《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是苏联与中方首次合作拍摄的彩色影片。两部片子后期制作完成后，中央电影局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审看样片。电影映完后，全场灯亮，毛泽东十分高兴，他站起来大声说：“很好!通过!”顷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影片于1950年双双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

　　第一面八一军旗亮相

　　开国大典——“分列式检阅开始!”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掌旗手和四名护旗兵的掌护下，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阔步而来。

　　这是八一军旗在国庆大典上第一次向人民亮相。

　　我军最早的军旗是秋收起义打出的缀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图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1949年初，正在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场作战的毛泽东主席预见到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指示军委总部提出制作军旗、军徽的方案，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这一工作。具体工作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关于军旗图案设计的汇报，并提请到会人员审查。毛泽东指出：军旗上要有八一两个字，表示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日子。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强调，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红色为主体，星和字用黄色。周恩来还细致地交代，旗杆要有红黄两色旋纹，顶部要装上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象征人民军队发展的由来。3月13日，二中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毛泽东亲笔草拟了《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10天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作战部一局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军旗规格尺寸、制作规范拟定了详细的规定。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李涛部长先制作出一幅标准的样旗，然后组织部队举行一次授旗仪式，拍摄成纪录影片。

　　6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颁布军旗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全体会议

　　时针指向午后1点，值班卫士准时轻轻地叫醒毛泽东起床。毛泽东折起身子，揉揉惺忪的眼睛，还随口哼了两声京戏，顿时精神起来。

　　这时，卫士李银桥拿来从王府井一家制装店(雷蒙服装店的前身)定做的黄呢子礼服。毛泽东穿在身上，抻平理顺，看上去更显得伟岸挺拔，大气凛然。

　　午后2时整，毛泽东坐车到达通往瀛台的白玉石拱桥，步行走进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公告》在讲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时，原稿简略为“陈毅等56人为委员”。张治中委员当场提出：应该把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上，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对国际国内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些人“等”掉，就没有这个气势了。毛泽东听后，晃了晃手中的《公告》稿，连说：“这个意见好！”马上吩咐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把其他55位委员的名单补齐，临时别一张纸条加在《公告》上。

　　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先生的建议，其中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并再三宣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当选的人民政府委员会的56名委员，代表了联合政府中不同的阶级成分和经济成分，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各方面实力人物都尽在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及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和宣传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单，标志着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会议结束，出席的主席、副主席、委员步出勤政殿。毛泽东见到年长的先贤、民主革命元老，都一一上前握手。

　　随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南拐至阙右门，再往南直达天安门，登上了城楼的100级台阶……

　　 第一支礼炮部队

　　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只听见在广场的东南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声音：

　　“轰……”“轰……”“轰……”这轰隆隆的“雷鸣”共鸣放了28响，震天动地，响彻寰宇，也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这是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的礼炮部队，以最崇高的礼仪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鸣炮庆贺。

　　“鸣放礼炮”一开始就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

　　礼炮选定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六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

　　礼炮队训练就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三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毛主席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两分零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

　　10月1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声音。

　　然而，这54门礼炮鸣放28响，其中隐含着什么意义呢？1950年初，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唐永健受聂荣臻副总长委托，专门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第一份外交文件

　　开国大典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并随附公函送达各国政府。周恩来的公函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于北京

　　《公告》及随函送达各国在北京的旧领事馆领事；凡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旧大使馆或公使馆。周恩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与此同时，新华广播电台的强大电波载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飞向十月革命的故乡，太平洋遥远的彼岸……

　　苏联当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宣布中苏两国迅速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很快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纷纷致电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高度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由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分子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是一个巨大鼓舞；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的胜利，乃是本世纪继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后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

　　泱泱中华，朗朗乾坤，旌旗飞舞，普天同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嬗变为新中国，历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涅槃和新生。正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