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徐显明：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会长山大校长

　　张 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孙笑侠：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齐延平：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 蒋安杰

　　1909年10月1日，古老的东方，中国清政府正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遥远的西方，“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同时成立。

　　一百年来，IVR一直是世界各国法律思想家的高峰论坛，但从来没有在中国召开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正朝着民主与法治的目标发展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年之际，9月15日至19日，首次以中国为东道主举办的“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了。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很骄傲、同时很欣慰地告诉记者，这是中国法理学界和整个中国法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世界法律思想的奥林匹克大会”，徐显明校长如此评价。

　　“这是首次邀请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大师在中国围绕中国人设计的主题来讲述他们的法律思想；首次让外国法学家与中国法学家一起来回答中国人提出的题目，并且外国专家到会人数超过中国学者，达到470人；IVR一百年以来首次在中国召开，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告诉记者。

　　“和谐”列为主元素的波折

　　2009年9月15日，第24届IVR开幕式上PlenarySessions约瑟夫·拉兹教授演讲之前，IVR代主席向全体代表提议为已故的IVR主席麦考密克先生默哀，七百多人的会场顿时沉寂，会议显得更加庄严与凝重。

　　“麦考密克(NeilMacComick，1941-2009)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法学家，是IVR的主席，2009年4月5日(也是中国的清明节)，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他年轻时期在牛津大学读书，后在牛津任教，曾长期担任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副校长。

　　在西方法学界，他因法律推理理论而著称。在针对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理论的辩论中，他进一步捍卫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传统，是一位在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界深受关注的人物。他贵为校长、身为大师，却富有激情而平易近人。”孙笑侠教授回忆说。

　　“当然，我们尊敬麦考密克的同时，也很怀念麦考密克，因为他颇有中国情结。他是中国取得此次第24届法哲学大会主办权过程中必须要提起和感谢的一位学者。”忆起麦考密克先生，徐显明教授自有一番感触。

　　徐显明告诉记者，2007年8月，在波兰的

　　IVR执委会上，当他提出要把已经确定的第24届大会的题目“全球化与法治”改变为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全球和谐与法治”时，德国的法哲学家哈里克里先生当即给予了很严厉的驳斥，韩国的执委崔钟库先生也不支持中国的这种改变要求。

　　最后还是麦考密克先生一锤定音，他认为执委会应该尊重主办国的意见。

　　其实，IVR大会走进中国并不容易。早在2005年，在西班牙格拉纳达举行的第22届IVR会议上，有好几个国家竞争主办权，特别是德国很想得到主办权，因为2009年是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成立100周年，而德国是IVR的创始地。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齐延平教授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上，以张文显教授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通过努力争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国赢得了主办权。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23届IVR大会期间，协会的执委会专门讨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德国的阿列克西先生对这个提议也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次会议也凝聚了海内外华人法律学者的热心。当时还在日本工作的季卫东教授、在香港任教的於兴中教授等通过各种方式热心参与，包括积极推荐全席发言人，为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建议。”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会议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中国法学会作为中方主办单位，高度重视和配合会议的召开。

　　早在大会举行前的几个月，韩杼滨会长就多次召集举行协调会，周到地安排了会议的每一个细节。大会举行过程中，刘飏常务副会长、周成奎副会长一直坚持在会场指导工作，为大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会议还招募了一百多名志愿者，他们有的在会场提供服务，有的在会场外做协调联络工作，他们的出色工作为大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方便。”齐延平教授对记者说。

　　“多元化”背景下的对话

　　“极高的学术水准”和“多元化”，是与会的多位学者对本次大会最好和最高的评价。

　　全席会议发言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比如从英国到美国的学者拉兹是当今世界法哲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德国学者阿列克西在法律论证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当代学者无可比拟的。而且，全席大会发言人也是各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比如来自法国的安东尼·加拉邦、美国的卡洛尔·古尔德等，土耳其的约安娜·库苏拉迪，她也是国际哲学协会的名誉主席。

　　“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从具有多元化的代表结构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徐显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详细地介绍。

　　“会议邀请了来自各大洲、不同肤色的学者发表他们的演讲。除了传统上出席人数较多的欧洲和北美地区的代表外，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有许多代表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创纪录地达到了73位，而以前他们一般仅有几位代表。俄罗斯学者非常踊跃，他们不但出席会议的人数众多，而且有一位学者一个人提交了五六篇文章，非常热情。会议还有很多来自拉美地区的代表，大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巴西法律思想专题，这在以前的历届会议上也是没有的。”

　　谈起这次大会的特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多样性是和谐的要素，单一性不构成和谐。

　　他说，他在跟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的资深执委聊天时，大家都对这个主题非常满意。既有像拉兹这样的法律时政法哲学问题，也有像杜维明那种新儒家的哲学问题；既有像阿列克西这样的法律双重性的时下法律思考，也有张伟仁教授对法律传统纵向的开掘。我们似乎站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集合的交汇点上，短短几天之内，人的眼界会有一个新的开放和发展。

　　张骐教授向记者特别介绍了杜维明先生。“杜先生在国际上是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华人学者，他是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参加本次大会的。他在会议上的发言题为"文化多元性、文明间对话与和谐：以一种儒家的视角"，这正是大会所需要的议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各民族间要实现平等对话。对中华民族而言，我们不仅是一个需要共同解决问题的对话者，而且我们还是一个能够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资源的对话者。我们不仅有对话的需要，而且有对话的资源和平台，我们可以贡献给对话者的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

　　思想交融的一次盛宴

　　“像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不少人戏称为"罗马大会"，即多数参会者往往对学术交流不抱多大希望，而仅是期待多交几个朋友或多获取一些信息。然而本次会议则不仅为各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且搭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舞台，值得回味。”

　　七百多位来自中外法理学界和社会哲学界的学者和法律同仁参与会议，竞相在大会和分组会议上发表演讲和进行讨论，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感慨。

　　他介绍说，仅就大会主题演讲而言，或古今中外，内容丰富；或抽丝剥茧，见解深邃；虽然58个分组会议尚未开始，但已经把大会“多元”与“和谐”的气氛带动起来了。

　　“大会第一天第一个主题演讲人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拉兹教授。作为法律实证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刚开讲时的平淡语调和从容的语速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的效果，但其发言内容则直奔主题，观点鲜明、论证严谨。他不仅从高度抽象的理论角度分析了当今人权概念在理论上的缺陷，而且结合"教育权"和"卫生权"从实证法的具体视角剖析了其在实践中的理论不足。他不同意把"道德"与"法律"截然分开的传统观点，又不同意把两者混为一谈的说法。这些观点与当前的流行理论颇有出入，但拉兹则不以为然，而是不紧不慢地阐述其独特观点，打响了大会讨论的第一炮，引起了激烈地讨论。”

　　在全席会议上，张伟仁先生对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做了认真地介绍，他的演讲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大家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而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有或多或少的误解。

　　教授张骐评价说，“张伟仁教授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这种熟悉和了解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某一部分，而是全部，从宏观和微观上都有很好的把握。他涉猎的范围不只是儒家，还有法家和道家等。有些学者发现了庄子思想的价值相对性，却没有注意到庄子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和坚持。张伟仁提出的这个观点意义重大，而且庄子的这个思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营养来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们都不会忘记，让世界惊讶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被做为一个特殊的中国元素融入了画面。为期5天的“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结束时，这句古老的谚语同样在闭幕式的大厅里回荡。

　　会议筹备、进行时，都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事，让几位精心筹划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无法遗忘。

　　徐显明教授告诉记者，有一位与会者特别值得尊敬，他就是1978年一举成名的《法律论证理论》作者阿列克西。

　　“阿列克西教授是大会召开的两天之后，也就是9月17日才到北京的，这其中有特殊原因。因为他有一位身患重病、瘫痪在床长达二十多年的妻子需要照顾。9月份，医生曾告诫阿列克西不要离开德国，因为他妻子已经病入膏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阿列克西面临着这样一种艰难选择，但最终还是如约来到中国参加大会并作主题报告。”

　　舒国滢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与阿列克西教授之间由于翻译而建立起了交往关系，尽管有这样一层渊源，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借着第24届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召开的契机，9月17日下午，我终于在友谊宾馆的贵宾楼见到了阿列克西教授本人。当我俩见面的时候，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有一种非常深沉的亲近感，因为我们在思想和情感上有一种内在的交往，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显得特别自然，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我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一一满足。9月18日他在有一个全会发言需要准备的情况下，还答应我在头一天晚上到中国政法大学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作了一场演讲。讲座现场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有很多的"粉丝"都希望能够目睹大师的风采。”

　　齐延平教授告诉记者，为了这次大会发言，张伟仁先生专门撰写了一篇长篇论文，这篇论文的英文单词有十一万多，中文达到了20万字。后来因为发言时间有限，张先生不得不缩写成一个短篇。张先生本来身体不太好，为了改写大会所需要的缩减本，他放弃了两周的治疗。“我们当时劝他不要放弃治疗，他说，这是IVR成立100年来第一次到中国办会，而且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平台介绍中国的思想，他一定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来展现我们中国法学思想的魅力。事实上，他做到了。”

　　张骐教授说：“张伟仁先生年纪比较大，而且身体不是特别好，但他本人非常重视这个会议，我们向他提建议，尽量把论文压缩至一两万字。他在写前一篇论文的时候，已是带病工作，几乎不能再写了。他几十年深居在书斋里边，徐显明教授去过他的书房，里面全部是档案和资料，整个人几乎被"埋"在里面。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组建议他压缩论文之后，他中断了治疗，继续修改论文，对大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最佳契合点，“全球和谐与法治”成为了“第24届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的主题，“和谐”成为大会的主旋律。

　　采访中我们得知，首次把中国传统思想的元素列入会议总主题，即把“和谐”这个关键词列入本届IVR的主题，经历曲折，但最终还是被外国学者认可。

　　中国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和谐”，是一个包容了和谐、人权、法治、自由等诸多人类良好追求的概念。“和谐”不但是当代中国所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有能力为世界发展提供独特的思想资源。通过这次大会，中国的和谐思想将为更多人所接受，将为世界法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根基。

　　七百多名代表的会议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法学学者和外国学者的交流，也看到了不同外国学者之间进行的交流。5天时间的会议不算短，但大家并不觉得疲惫。

　　诚如徐显明校长在闭幕式上幽默地说，“思考者的思想是不会疲劳的，大家还共同期待着在思想家的国度，在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歌德、哈贝马斯的故乡———德国，第25届国际法哲学大会上的再次相会。”

　　中国学者首登演讲台

　　IVR成立以来，从未有东方学者有机会作全席会议发言，据说，惟一可以算作例外的是韩国的崔钟库教授，但他也是曾经借助提问的机会走上讲台，顺便做了简短的发言。IVR成立至今已有100年历史，直到这次大会，东方学者才第一次真正走上了全席会议的讲台。

　　人们深深地记住了四个东方面孔，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信春鹰教授、台湾地区张伟仁教授、美籍华人杜维明教授，还有日本学者森村进教授。此外，王晨光教授还担任了全席会议的主持人。

　　在东方色彩之下，中国的色彩显得更加浓厚。

　　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教授是惟一的一位大陆发言者，流利的英文演讲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改革与进步：中国的故事”做为主题，更是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信春鹰教授为这次大会准备的独具匠心。

　　休息时她自己也坦言，为了准备好这个演讲，这个炎热的夏天自己过得并不轻松。

　　“法律是一个故事，立法也是一个故事，法律的历史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哲学。”

　　信春鹰教授在主题演讲时告诉外国学者，在过去的30年中，“建设”是中国的最常用词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说法就充分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发展的特征。

　　她说，“要理解我们为何要建设，就必须从中国现代化的特征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沿袭的是建设模式而非演进。我们在建设大楼时用建设，在通过法律时用建设，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外的朋友可能会对"建设"一个法律体系感到好奇。一个法律体系应当是逐渐演进形成的，如何能建设呢？

　　但在中国，的确是一种"建设"。如同建设大楼需要图纸，我们有年度的和五年的立法计划，而且我们的立法工作基本遵循此计划。有人或许会批评这可能偏离现实。

　　事实上，此立法计划是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反映了哪部法律是急需制定、哪些法律是急需修订的。我们根据社会需要制定立法计划，并以此指导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当下情境中，法律不仅是具体化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价值载体，同时也是我们目标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