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纪念馆，有这样一张普通的“收据”：“交费单位：胡锦涛；项目：5日至6日餐费；总计：30元。”这是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结算的饭费。

　　两个关键词——“工作餐”、“收据”，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不小的。其一，公务活动，会议、考察、地方间往来、单位间往来等，是否有必要存在“招待餐”的概念？除去涉外活动，公务活动是否有必要存在“招待费”的概念？

　　从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信息看，总书记、总理在公务活动中吃的都是工作餐；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吃什么不但不影响公务活动的效率，反而节省时间。

　　治理公款吃喝，多年来之所以总是事倍功半，原因在于手段的舍本逐末——只在管“吃”、管“喝”上下工夫，管的却不是支持吃喝的基础——经费。如果取消政府招待费这个概念，压根就不设这项预算，也不允许政府机关账簿中出现招待费账单，问题就简单了许多。何必要无休止地发文件、禁令，让纪检人员疲于奔命地“围追堵截”，却又禁而不止、围堵不住呢？印度政府中没有招待费一说，西方很多国家的公务员都不知公务招待费为何物；难道唯有我们不行？不可能。总书记、总理的工作餐足能反证出这个道理。

　　其二，“收据”这个“硬件”颇具启示意义：如果规定公务活动中的用餐必须自掏腰包，且要留存收据备查，那么“公务用餐”也就奢侈不起来了——有多少人愿意花自己的钱一顿饭吃掉“一两头牛”呢？问题是我们少有自费用餐的制度，相反，“免费午餐”却被用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支持着，当然也就少有“收据”一说，更谈不上“硬件”，又谈什么“不得”、什么“严禁”呢？

　　公务员的任何公务活动都属正常的职责与义务，其辛苦与付出，纳税人已经以工资、福利的形式支付了报酬；再支付一笔公务用餐开支就属于额外，一顿“一两头牛”则更无道理。无论从必要性、逻辑性上说，公务用餐的概念都不能成立。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制度了，就是“收据”的问题——“收据”能否成为“硬件”的问题。换句话说，公款吃喝既不是治理的问题，也不是治理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去概念问题；是一个有无决心、诚意想解决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的30元工作餐收据，准确地诠释着一种真正的公务员行为标准；总书记身体力行的行为标准更应成为全体公务员的行为标准。(马涤明) (来源：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