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于庆泰 |
专访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于庆泰 --“气候谈判过程,比好莱坞大片更复杂”
今年12月,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将云集哥本哈根,对一项有可能达成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协议进行商议和谈判。近日,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于庆泰现身“上海南南全球环境交易网络”的开通仪式。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于庆泰说:“气候谈判过程十分艰辛,比好莱坞大片更复杂。”
文/周一妍 图/胡滢
2007年12月,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
《经济学人》杂志评论说,在巴厘岛召开的会议最后时刻,也许可以被改编为好莱坞大片。美国和它的盟友为一方,欧洲和它的盟友为另一方,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上升。协议的最后期限过了,但又被延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双方妥协,会议主持伊夫.德.波尔哭了,在别人的帮助下才离开讲台。
近两年时间里,气候谈判的进展磕磕碰碰,僵局始终存在。于庆泰告诉记者,由于各方分歧巨大,联合国不得不决定将原定今年举行的4次谈判增加到6次。在哥本哈根之前,他还将赴曼谷和巴塞罗那进行两轮谈判。
“我认为,把气候谈判比喻成好莱坞大片有点不妥。因为好莱坞大片拍摄时有固定套路,而气候变化谈判则更为复杂,更加严肃。”于庆泰说。
“能源消耗,应人人平等”
目前,中、美两国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加起来,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成为哥本哈根会议上,继美国之后的焦点。“中国也许不是国际谈判中的全部,但是也差不多了。”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意味深长地表态说。
于庆泰告诉记者,中方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尊崇的原则是不走欧美工业化时期的老路,但与此同时,中国并不会承诺减排总量。“谈判中,我要为中国公民争取的就是发展权。我们不会为了减排,让中国公民失去过好日子的权利。”
在一次谈判中,有一位发达国家代表走到他面前,怅然若失地说:“30年前,中国曾是自行车王国。我很怀念那个时代。”
话音刚落,于庆泰就激烈回应道:“30年前,中国人买不起轿车,房子很小,没有冰箱、空调、洗衣机。凭什么要求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在国际谈判中,于庆泰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最基本的理念。“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受害者”,于庆泰认为,如果按照欧、美国家的现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指标,这样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对他们也不公平。
他举例说,如今印度还有6亿人用不上电,印度政府就应该想法设法满足人们用电的需要。“对于没电的人来讲,政府有责任建更多电站,让印度人民享受更好的生活水平。对于人均收入仅3000美元的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根据《联合国框架公约》的约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享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全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应对气候变化,但“造成”问题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于庆泰指出,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西方国家口头上虽然承认这一说法,但实际上说得多,做得少。
中美双方有“合作意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在今年5月访华后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在我访问期间,每当我提及气候变化的问题,总会招来愤怒的回击,中国人宣称限制使用化石燃料是不公平的。但不公平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中国如果沿着西方过去肆意排碳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这个地球就会毁灭。”
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与绝大多数西方气候谈判代表的观点一致。于庆泰回应说:“很多发达国家和他们的媒体不关心中国做了什么,有意忽视中国在减排上的努力,而是片面炒作和夸大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中国提出不公平、片面的要求。这种要求,很不利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
于庆泰告诉记者,自己平日除了出席各类国际谈判、国际会议以及双边交流活动外,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外国学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交流,让他们了解中国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贡献:中国从2006年到2008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10%以上,相当于减少排放约7亿吨二氧化碳。截至2010年,中国将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单位GDP的能耗下降20%。“可以说,在采取实际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中国与任何国家比都毫不逊色。”
中方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必须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于庆泰透露说,经过数轮谈判,目前中美双方已相互表现出“合作意愿”,已确认在数个领域实现优先合作。“中美两方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双方都很重视气候问题。”
与于庆泰职业外交官出身不同,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是一名气候变化专家。他曾说,在环保领域里,中美两国是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如果他们不能达成某种共识,今年晚些时候在哥本哈根就没机会达成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有意义的国际条约。
于庆泰分析说,“具体来说,煤炭在中美两国的能源结构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双方都重视清洁煤技术,以达到更有效地使用煤炭;双方都很重视节能,比如智能电网以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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