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从1949年就开始筹备，创刊于1950年，画报负有对内对外宣传功能，也是新中国第一份采用彩色照片作封面的刊物。1952年，《人民画报》就开始有英文版，到197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包括4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内，共有23种文版。内容大同小异，封面也基本上一样。1970年代，画报最兴旺的时候，发行量曾达到每期130多万份。
即使在“文革”中，它也照常发行。享有这一特殊待遇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这60年的封面被策展人、《中国摄影》编辑孟韬挑出，以“国家·六十年”为主题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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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创刊号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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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号，《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画卷，唐代画家周昉绘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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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号增刊，毛泽东语录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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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号，毛泽东和林彪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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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号，电影明星白杨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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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号，高考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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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号，巩俐 《人民画报》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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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号，H1N1流感 《人民画报》社供图
“文革”前：人民是“工农兵”
《人民画报》老编辑孙桂琴在创刊之初就到了画报社。中央为了创办《人民画报》，从《东北画报》和《华北画报》抽调人才，她从《东北画报》被抽调来。
创刊号的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形象。那本来是一张黑白照片，画报用人工着色，再添上红旗背景，增强喜庆气氛。
“当时很自然地想到要用毛主席的形象。”《人民画报》是1950年7月创刊，就是为了能赶上庆祝“党的生日”。
毛泽东特意为这份画报题字。孙桂琴记得当时他写了好几遍，然后把他最满意的划上两个圈，次满意的画一个圈，还有几个没有做任何标记，一并交给画报社。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是1954年进入画报社的。他对1950年代画报封面风格的总结是，工农兵的形象占据主要地位。
当时中国正强调工人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虽然也会出现文化人士、演员、运动员的形象，比如齐白石、容国团，但从数量看，只是个别。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中央开始调整党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时期画报的封面，文化、艺术、体育题材的照片显著增多，画面也都比较轻松活泼，跟政治形势关联不大。像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气候学家竺可桢都上了封面。
老编辑孙桂琴最怀念的是廖承志领导《人民画报》的那段日子。那时丁聪是《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
廖承志曾经特意召集画报的领导和主要编辑开会，跟他们讲画报的性质和特点。孙桂琴记得廖承志那时显得很“懂行”，“思想也很活跃”。
《人民画报》风格一度明显活泼，思想开放，形式灵活。1957年第3期，用的是古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作为封面，“非常新颖和雅致”，让孙桂琴印象极为深刻。用这种题材作封面，在当时也算开风气之先。
策展人孟韬认为，画报的封面照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影像而是宣传影像，在成为国家画报的封面时，它已经从摄影的记录特征中抽离出来，演变成一种宣传模式。”
封面照片内容要求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情绪和典型瞬间。为了实现完美构图，“摆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老副社长曾湘敏去拍过天津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小靳庄，正碰上某个报社的两个记者在“摆拍”。他们要拍摄妇女主任跟村里的“知青”交谈，把缝纫机放在门口，还在墙上挂了个草帽。两人从镜框里往外看，把草帽“再高一点”、“再低一点”，让曾湘敏觉得像在画画一样。
他还看到有人拍陈永贵“月下谈心”，是在河里刻意安上木桩，让村支书找来小青年坐在木桩上，脚伸到水里玩水，要重现之前“谈心”的场景。结果发现月光不够，河上的柳树枝桠太密，就把柳树像剪头发那样把树枝削薄。
曾湘敏记得《人民画报》没这么明显的“摆布”过。但一位老编辑也教他，什么叫“抓拍”，就是“抓过来拍”。
他有一次去工厂采访，当时看着某台机器造型不错，而且又临近窗户，光线也好，就想在那个位置拍照。结果厂里不干，说操作这台机器的工人出身不好，把另外一个先进工作者调换过来，让曾湘敏拍他。
“文革”：只有毛主席
对这729幅封面，策展人孟韬最大的发现，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形象大规模出现。比如1967年全年12期，都是用毛泽东的形象作封面。
这让孟韬感受到当时对领袖的狂热崇拜的气氛。“选用毛泽东形象，大概是当时最没有政治风险的呈现方式。”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文革”期间在画报社当摄影记者。1967年全年是“毛主席”封面，1970年甚至还直接在封面刊登“毛主席语录”，这些如今看来“非常规”的举动，在“文革”的背景下，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时人们把是否突出领袖的形象，看成检验是否忠于毛主席思想的标志。要是有人敢对此提出非议，立马会被视为“反对毛主席”。
整个“文革”十年，《人民画报》封面的发展也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阶段。1966年到1970年是前一阶段，封面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形象，也有他跟其他领导人的合影，但仅限于林彪。林彪出事后，就只敢单用毛主席的形象。
曾湘敏1973年进入画报社当摄影记者时，画报封面已经不那么“紧跟毛主席”。相对于前期，政治形势已有所缓和，不会再有人主张全年都用“毛主席”作为封面。
曾湘敏拍的第一个“封面”是在他进报社一年后。1974年，他去看南京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8年改名“小红花”艺术团—正好有个小姑娘在学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把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唱得有板有眼。曾湘敏当时抓拍下的场景，被用作当年10月刊的封面。这个小姑娘就是日后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薛白。
江青有一段时间对摄影非常感兴趣，《人民画报》1971年七、八期的合刊，里面70%的照片是江青拍的。那期的封面用的是一张绘画作品，画的是1936年在陕北的毛泽东。
江青照片专辑的名称叫《大海》和《俊林》，除了女民兵、工人的题材，里面还有一张林彪学“毛选”的照片。曾湘敏记得有一部跟周恩来有关的电影，里面有个情节是江青给叶群打电话，说林副统帅的照片已经登在画报上了，指的就是这件事。江青后来还送给画报一台东德和瑞士合作生产的哈苏照相机，在当时也算是稀缺品。
由于这期画报有江青参与，非常特殊，好几年前，曾湘敏就听说收藏价格涨到了两千多块钱一本。
“文革”期间，周恩来还给《人民画报》审过稿。起因据说是因为那时政治气候莫测，比如陶铸，本来是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忽然就被打倒，成为刘少奇、邓小平之下的第三号走资派。
《人民画报》担负内外宣传重任，这些“错误”当然不能犯，就把重要稿子送到上面把关。但当时文化部、宣传部也都拿不准，怕犯政治错误。到1969年3月，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主动要求给《人民画报》把关。
也有传说，当时江青对画报等几份报刊很在意，想左右言论。周恩来也是以此来对其有所牵制，控制“极左”言论。
看了两年多，到1971年，周恩来身体渐渐衰弱，就请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来继续他的工作。
《人民画报》后来搬过几次家，周恩来批示的许多原件已找不到了。毛泽东给《人民画报》题字的手稿，也差点遗失。还是曾湘敏有次到图片室翻资料，从故纸堆翻出了手稿。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些手稿被要求上交中央，画报就只保留了复印件。
“文革”后：“人民”开始增多
1971年之后，《人民画报》封面上“人民”的意味开始增多，封面已经不局限于刊登领袖肖像。样板戏剧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场面也登上了画报的封面。
改革开放后，《人民画报》的封面取材更为多样。体育题材露脸机会增多，比如1979年3月号的“第八届亚运会”、1980年8月号的“中国女排”、1984年11月号的“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风景花卉、少数民族、绘画，在《人民画报》封面登场次数也渐渐增多。
1990年代，随着国内新闻不断发展，《人民画报》也开始沿用比较职业的新闻操作方式，开始操作“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等类型，尽量让封面图片跟内文相关，甚至有时是重点报道的对象。
当然，随着总编的换任，封面的风格也会有些许变化。比如可能某位老总喜欢花卉，那段时间的封面就会多以花卉为主题；看重明星效应，明星脸就会明显增多,从1987年陈晓旭以林黛玉的形象登上画报封面开始，拍完《秋菊打官司》的巩俐、在《红河谷》出演藏族公主而闻名全国的宁静，这些当时很受欢迎的女明星也都陆续成为画报的封面人物。
1999年开始，《人民画报》封面对世界性的话题有了更多的关注。而灾难事件，也破天荒出现在封面上，有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
由于生产周期长，《人民画报》的报道一般要滞后两个月才能刊出，最长延迟了4个月，现在要20天。
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时，当时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条件有限，印刷要一个多月。而之前的采访、编稿、审稿、设计、制版等流程也很耗时。
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马卡里奥斯访问中国，毛泽东依照惯例接见了他。《人民画报》在内文中按统一规格刊登了毛泽东与马卡里奥斯会面的照片。
那期刊物还没发行，塞浦路斯就发生政变，马卡里奥斯被赶下了台。刊物已经印出快100万份。幸好一周后，马卡里奥斯的军队又把政权夺回，他重新当上了总统。
画报还遇到过险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到11月，画报才登出悼念专题，那时“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9月毛主席的追悼会的照片有他们。后来把这几个人修掉，那一排中间空了几个位置。
“上面不说我们敢做啊？这个肯定是上面说了算。”曾湘敏后来问过当时的设计人员，人家这么告诉他。
有一次是已经印刷的报道文字出了问题，画报就全社上下动员，到国图公司的书库里，每人一支笔，把画报里有问题的人名给涂掉。
这些年，《人民画报》仍然为出版周期所苦，追不上时代的变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在国内上下激起抗议。二十多天后，《人民画报》在6月号登出此事的封面报道。
封面照片是一个学生举着牺牲人员的遗照，参加抗议游行。“应该说很快吧。但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有点缓和了。”曾湘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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