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南开大学航海多项队队员去水上公园训练,路经位于现在南大西南村校门外的崇明老桥。
张元良
我的祖父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张伯苓。小时候常听奶奶讲,爷爷在北洋水师学堂求学期间,体育成绩非常出色,爬桅杆的速度比谁都快。家里珍藏有很多爷爷主持运动会和带领运动员出席远东运动会的照片。还有南开学生和外国人比赛篮球的照片,各种运动会的纪念奖牌等。我们家里几位堂姐和我的弟弟都继承了爷爷的体育才能,排球、篮球、田径,样样出色。只有我从小身体很弱,而且有哮喘病,体育运动样样不行。感叹体育运动是与我无缘了。
我是1963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因为偶然的机会,我很幸运地进入了南开大学航海队。由此,航海队的活动就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在水上公园湖上荡桨,驾驶帆船,游泳,练习旗语,长跑……荡桨磨烂了手和腿上的皮,也磨出了老茧,练宽了我们的肩膀。艰苦的训练让我们充分享受青春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的教练是杨鹤龄老师,他原是海军,话不多,总是满面笑容,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航海队,让我们受益匪浅。因为杨老师喜欢摄影,给我们留下不少青春的纪念。和其他以竞技成绩为主的运动队比,我觉得我们航海队就更像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航海队我交了很多知心朋友。
不管严冬酷暑,每天早晨6点,杨先生都在7宿舍门前等着我们集合,开始晨练长跑,举重练习体能等。每周有两次去水上公园训练,荡桨,驾驶帆船。由学校后门出发去水上公园训练,道路两边是有美丽的银色树叶的树林。我们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行进,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歌词“祖国每寸土是我连心肉,祖国每条水在我心上流。日日夜夜保卫你,嘿嘿,我是神枪手”,“训练敢朝刀山走,值勤能在火海游,迎着困难向前进,万马军中显身手”……这些歌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航海队让我每一天都过得紧张充实。
我天生身体素质差,学什么都比别人慢。刚学游泳时大家都学会了换气,只有我一个人还不行。自卑羞愧,压力很大。杨先生看到了,叫我中午去游泳池。用绳子拴住我的腰,让我在深水中游,到该换气时,往上提一下。结果一个中午我就学会了换气,一周后就能游50米以上了。从那以后觉得自己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我还记得有一年初春,新开湖刚刚解冻。早晨我们在湖两边练习旗语,对面发来一句:“树发芽了。”我抬头一看,果然湖边的垂柳已冒出小小的新芽。那垂柳,对岸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同学挥舞手旗的身影,衬着背后的图书馆红楼,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经过在航海队的训练,我的哮喘病病情好转了,由一个面如菜色病弱的女孩子,变成红光满面健壮的运动员。我学会了游泳,不是只在游泳池游,而是可以在江河湖海里游;不只是夏天游,还可以在深秋早晨的冰水中游。航海队艰苦的训练,给了我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航海队的生活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是南开的体育改变了我。使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和拼搏进取的精神,得以胜任繁重的业务工作,取得应有的成效。这的确是在航海队的训练,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