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追忆钱学森归国前后：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用英语向钱学森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50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旧金山旅游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后，十分震惊，立刻结束了旅程，返回其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

　　新闻说，正准备离开美国的钱学森被移民局逮捕。

　　“事先，我知道他要回国，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如今已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做热学应力学方面的论文。”

　　郑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我赶回洛杉矶时，钱老已被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开始几天，看守人员不许任何人探视，也不准钱学森与外界联系。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移民局逮捕钱学森的理由是“企图携带机密的文件离开美国”。“这是子虚乌有的”，郑哲敏说。事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件机密材料。

　　“那都是借口。实际上，美国人就是不想放他走，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郑哲敏说。

　　金布尔的老朋友

　　当年，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为阻止钱学森回国，对移民局说的那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抵得上5个师”——已为世人所熟知。

　　郑哲敏说，其实，金布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老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是技术顾问，金布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火箭与推进剂制造企业——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作为海军次长，同时又是多年的朋友，金布尔对钱老所从事的工作和能力是十分清楚的。”郑哲敏说。在回国前，钱学森曾前往华盛顿向金布尔告别，金布尔感到非常惊讶，极力挽留，“见挽留不住，才出此下策”。

　　金布尔随后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在金布尔看来无异于放虎归山。

　　于是，钱学森在美国最后的5年，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钱学森是1935年赴美留学的，到美国后，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航空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钱学森本想到飞机制造厂工作，掌握制造技术，但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于是，他转而研究航空工程理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航空系的诞生地——加州理工学院。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冯·卡门。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1934年移居美国。他是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第一个从理论上证实了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研制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被称为“超音速时代之父”。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选择了当时最尖端的科学领域——高速空气动力学，攻读博士学位。

　　加入“火箭俱乐部”是在他读博期间。当时，冯·卡门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弗兰克·马利纳正在研究火箭的飞行和推进，并与几个热衷于此的学生组成了“火箭俱乐部”。后来，钱学森也加入其中，成为火箭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据说，有一次“火箭俱乐部”研制了一枚火箭，在校园内试射，可在发动机点火后火箭发生爆炸，巨大的气浪把钱学森等人掀翻在地，险些丧命。学校因此勒令“火箭俱乐部”停止校内的一切试验活动，把他们驱逐出校园，并称这简直是个“自杀俱乐部”。

　　不过“火箭俱乐部”很快引起了美国航空工业界和军方的重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安诺德还亲自到加州理工学院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1939年6月，钱学森博士毕业后，在冯·卡门的推荐下，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留校工作。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事的需要，冯·卡门被美国军方聘为顾问，钱学森、马利纳等“火箭俱乐部”成员也开始参与军事研究项目。据考证，美国导弹计划第一份正式的建议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就是钱与马利纳合作完成的。

　　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钱学森随冯·卡门前往德国，接收先进的导弹成果和技术，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郑哲敏说，当年钱学森出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以及前往德国的军官证至今仍被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所收藏。“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还看见过。”

　　美国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做过这样评价：他对美国建造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并最终向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另起炉灶搞新学问

　　钱学森被捕后，他的同事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亲自给金布尔写信，要求他放人。移民局迫于压力，再加上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收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释放了钱学森，但要求他不能离开洛杉矶，并且定期到移民局报到。

　　“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郑哲敏回忆说，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为了不给同事、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开始深居简出。

　　“我想那时钱老的压力是很大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针对他的新闻。但他很快就稳定下来，还是照常上课，做研究。这个毅力是很不简单的。”

　　让郑哲敏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当时华人还很受歧视，但钱学森拥有不服输的个性。刚到美国时，一些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愚昧无知，钱学森听了很生气，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郑哲敏回忆，多年后，有几个当年的美国同学还跟他说，他们博士论文答辩时，最怕钱学森去听，看见他来就战战兢兢的，生怕被他提问。

　　被扣留在美国期间，由于被美国政府取消了接触机密资料的资格，钱学森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他决心另起炉灶，搞一门新的学问，这就是后来的工程控制学。

　　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维纳出版了一本名为《控制论》的书，研究系统与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运动关系。钱学森当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与火箭制导工程问题是相通的。

　　经过4年的潜心钻研，钱学森撰写出《工程控制论》，这本书被誉为工程控制学的开山之作，他本人也完成了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向一个控制论学家的转变。据说冯·卡门看了这本书，曾感慨地对钱学森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离境。时任中方代表的王炳南回忆，周总理后来在谈起这次会谈时说，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要回来一个钱学森，仅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

　　“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2006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解密了一批上世纪50年代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有关钱学森归国的资料文献。

　　这是一篇由著名力学家、教育学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朱兆祥执笔写的电传。

　　朱兆祥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罗湖口岸欢迎钱学森回国。郑哲敏回忆说，为了更好地完成欢迎任务，在去深圳前，朱兆祥还特意跑来询问已先期回国的他，了解钱学森的情况。

　　接到钱学森后不久，朱兆祥就给外交部发了一封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加急电报，同时报总理办公室等部门抄收。

　　朱兆祥在电文中说，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到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拦。文中推测“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文还写道，“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据当时媒体报道，在马尼拉港口，美联社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是否是共产党？”他回答说，“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问：“在美国时是否经常有人监视？”钱学森回答：“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知道！”另一个记者用英语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有报道说，钱老回国后，再也没穿过西服，“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和黄军装。”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在京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车站欢迎。当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了宴会，宴请钱学森。

　　第二天，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前往中南海。一见面，总理就大踏步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

　　很快，钱学森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这似乎正是当年阻止他回国的金布尔所担心的。在得知钱学森离开美国后，金布尔曾感慨道，“我们终于把他逼走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知道，他回去不是种苹果树。”

　　“我不宜出访美国”

　　回国后的钱学森虽然长期身居要职，但他在生活上始终从简。

　　“他刚回国时，科学院在中关村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很简陋。与他在洛杉矶住的独栋别墅简直是天壤之别。”郑哲敏回忆说，“不久，钱老一家搬到了阜成路，条件稍好一点，但也是50年代建的普通居民楼，房间很小，从此再没换过。”直到七八年前，房子实在太旧了，才在他住院期间，简单装修了一下，“漂亮了一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逐渐增多。一些美国科学家和在美华裔科学家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但均被他谢绝。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众多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殊荣”，同为加州理工学院校友的郑哲敏说。

　　不过学校规定，这个奖需要获奖者亲自到场领取。由于钱学森没有去，奖章和证书一直存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展览室里。

　　直到2001年，钱学森90寿辰前夕，加州理工学院才打破惯例，派人专程把奖章和证书送到他的病榻前颁发给他。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会晤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学森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想邀请他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的重要贡献。

　　胡耀邦获知这一消息后，劝他说，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就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钱学森回答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后来，钱学森对此解释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对于美国人给他的荣誉，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本文参考了《钱学森实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