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上午，我突然接到印度一位媒体朋友发来的邮件。他满怀悲痛地告诉我，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印中国问题研究先驱之一的白蜜雅（MiraSinhaBhattacharjea,1930-2009）教授因病辞世，葬礼定于当日中午12：30举行，请我尽快通知大使。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两个月前，这位思维敏捷、慈祥和蔼的老人还参加了我馆国庆招待会，怎么突然就离世了。时间紧急，我来不及多想，便立即作了汇报，使馆委派公参代表大使前往吊唁和慰问。
在罗迪殡仪馆，白教授的生前同事和好友纷纷前来送行。印前外秘梅农、中国问题研究所两主席之一莫汉蒂、所长查格拉巴蒂、前所长谭中、奥博罗伊、卡纳大使等神色凝重。见我们到来，他们纷纷握手致意，感谢中国使馆派员参加葬礼。白教授的学生、前外秘梅农说，你们能来很好，我们很感激，这体现了中国使馆的积极姿态。我们怎能不来呢？这样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印友好的中国问题学者，致力于促进两国智库心灵交流的民间使者，既见证了中印关系的起伏曲折，又身体力行推动两国关系逆水行舟。她为中印友好作出了贡献，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就不会忘记她。我与她交往不多，仅有简单的几个片段，但因为大家都在为中印友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这些片段便格外令人印象深刻。
一次是参加她主持的报告会，主讲人是卡纳大使，主题是“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卡纳大使的报告非常精彩，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纵论印中关系的战略意义，认为尽管两国存在领土争端等分歧，但在印、中同时崛起的形势下，两国合作大于分歧，唯合作而别无选择。此言一出，引起在座不少听众的“激烈反应”。一名听众站起来，言辞激烈地批评中国，列举了印中必然为敌的几大理由。另一名听众不满主讲人对两国关系的评价，百般批评印政府对华政策。更有甚者，一名听众情绪异常激动，竟当众咆哮起来，历数中国对印“打压”。白教授非常冷静，她不随声附和，也不严词驳斥，而从印自身利益出发，娓娓谈了印中关系的重要性及印对华友好政策的必然性。她说，时代变了，中国已非积贫积弱之中国，印度也非英殖民时代的印度。如果印仍抱着英殖民时代的思维看待印中关系，只会成为西方的工具。印必须从全新的战略思维出发，执行对华友好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印崛起之梦。她史料娴熟，分析深刻，角度又合理合情，那些“挑战者”只好偃旗息鼓。
另一次是我陪主管参赞到她家拜访。她热情招待，嘘寒问暖，并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在印驻华使馆工作情况。她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到印驻华使馆做客，周总理深具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魅力，她很荣幸陪周总理跳了支舞。她在北京工作四年，后来离开印外交部，到德里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并陆续创建了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和中国问题研究所。
那次拜访，我们非正式讨论了敏感的边界问题。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大家在讨论中都是据理力争，吵得口干舌燥甚至面红耳赤。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那一刻我领略了白教授的厉害。她不愧是印中国问题研究先驱之一，不仅熟悉中印关系，而且也了解中国情况。她善于利用中国人的言论和思维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当然，讨论是激烈而友好，没有因辩论而伤和气。我与她谈到其中文名字白蜜雅的来历，她居然一无所知，还笑着说没人给她起过中文名字。她让我用中文写下来，说以后也许可以用。我认认真真用正楷写下“白蜜雅”三字，并逐字解释意思，她对这个名字相当满意。
最后一次是在印国际会议中心讨论中印关系，我还是陪主管参赞前往。那时印新一届政府刚上台，印领导人就印中关系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发展和推进两国关系的氛围很好。她对两国关系十分乐观和自信，认为印中友好是发展大势，印新政府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华友好政策，中方不必为此担心。她的先生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两人相濡以沫的样子很让人羡慕和钦佩。
据印媒体讲，今年下半年，中印关系出现起伏后，印媒体好事者居然跑到中国问题研究所“淘宝”。白教授当面向他们表达了对媒体疯狂炒作涉华问题的失望和不满。这样一位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老人，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斯人已逝，惟余叹息。奥博罗伊教授对我说，白教授的离去，是印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印关系一大损失。白教授终生致力于中印友好合作，后来又设帐讲学、创设机构，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印知华人才。没有她的努力，印研究中国的团队就形不成今天的规模。尼赫鲁大学教授阿查里雅也说，白教授一直代表着印国内对华理性的声音。是啊，在中印关系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只有这一批学者和先驱在默默坚守阵地，一点一滴地做着两国学者和民众的交流工作，期待两国关系灿烂的明天。现在，中印关系历尽60年春秋，正沿着两国领导人指引的光明大道前行，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她这样的知华和理性人士为两国关系加油喝彩，大声摇旗呐喊，影响和引导印大众对中国的认知。她的离去，只能使我们肩上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只有踏着她的足迹前进，我们才能告慰其在天之灵。（驻印度使馆李亚供稿） (来源：外交部)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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