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我们老师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绩效工资，结果一算才涨了百把元。你看看我，我才45岁，头发都白了。”城关中学初三部，屋外晨操刚刚结束。简旧的校舍里，胡敏华扯住自己的一绺银丝。他是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班主任每天的生活两点一线：早上5点起床，6点赶赴学校开早课，中午1点快速解决便餐，晚上6点半等待任课老师到堂，方能离校。每天，周而复始。“身心俱疲。”胡的口吻貌似平静，双肩耷拉。
他用心计算过，虽说汉川是县级市，但消费水平不比武汉低。教书20年了，每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女儿快升初中了。“劳碌一辈子不过混个养家糊口。”
“我们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上课铃拉响后，他挟起课本急忙起身，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我。
“我们这里的个别老师心理存在问题，他们自身还没意识到。”城关中学校长胡继熊靠在背椅上仰头发叹。
每年，老师的年终奖金是两三百元。分得不均时，有人烦躁地跑到他办公室，痛苦地说，少拿钱是对自己一年工作的全盘否定，恨不得马上死了好。
“才少了100块钱，你说好大个事嘛？”下属的偏激让他目瞪口呆。
尽管如此，城关中学比起农村学校无疑强上许多。令胡继熊欣慰的是，学校里还没有老师在外搞补习赚取外快。
“搞补习的在职老师，没有一个敢挂牌的。”傍晚时分，在汉川小天桥附近的新华书店门口，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口称。他自称汉川市某重点中学的在职老师，刚刚评上了中高职称。
“去年9月份上面来了文件，如果查到哪个在职老师在外搞补习，不但扣除工资福利，连职称都不保。所以我不能把学校名告诉你。”
接下来他自报身价，擅长数理化，精通奥数，每次补习收费是一小时30元。“不过，第一次补习地点必须您来安排，这是对我们双方的考察。”他红着脸强调。
“老师的特点是清高。他们在外搞补习也是迫不得已。他们讲了一天的课，人累得要死，还要在外继续讲课。如果有钱，谁愿这样搞？”小天桥上的一家补习班里，一位年轻老师坦承。教室里10岁到13岁不等的孩子们，眼睛圆圆瞪着，齐涮涮地投向窗外。
这时一个家长打进电话，他操起手机粗着嗓门：“我这里平常一小时30元。如果您的伢基础太差，特殊情况是一小时50元。我姓X，我就是城关中学的在职老师，您只管去打听。”
奥数与升学率
“考试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管城市农村，哪个家长不想自己的子女通过考试一举改变命运？”神情淡然的刘嘉是武汉市明心资优教育中心的校长。
刘嘉在武汉三镇已有学生5000人，以培训奥数为主。一年分别在春秋两季为学生们开课。一周晚上开一次课，一小时收费60元。
自1992年创办第一家培训学校始，其间，“教育部屡次下文禁止开设补习班，禁止奥数补习。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市场需要，现代应试教育的需要。”
“如果学校每年招生1600名，那么其中150名学生是靠‘摇号’走运抽中就近入学。另有1300名学生的家境非富即贵，他们根本不在乎高额的学费，点名要上该校，因为学校抽调本部大量的优质师源。剩下的150名学生又是靠什么进一个好初中？——靠的就是奥数！奥数的成绩是这些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能进入优质初中的敲门砖。奥数起码为他们多提供了一种可能。
“择校预示着升学率，升学率直指就业率，就业率的背后，透视的是社会等级的划分。所以我常说，农村的孩子靠考试走出来的，靠的是一种天赋，上天赋予的命运。”
“中国的整条教育链上有4股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现行教育的社会基础，让人动弹不得。第一股是我们的行政领导部门，第二股是我们的学校，第三股是学生，第四股是学生家长，他们价值观是一致的。只要升学率上去了，教育行政部门便有一种政绩感，学校有一种业绩感，学生有了荣誉感，而家长则是回报感。”刘道玉分析道。
“在任何一个区里，教师的编制占有一半，这意味着教育开支占区开支的一半。如果升学率不高，区长面上无光不说，老百姓都会质问他，好的生源在你那儿，你花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怎么当的官？所以没有官员不在乎教育。”
周洪宇为“升学率与官员政绩挂钩”的说法略作辩解。他曾任江岸区副区长，分管基层教育。不过，他话锋一转，意味悠长：“在所有改革里，教育体制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它涉及到人，它的改革核心是人，它直指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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