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音）图片来源:环球网
据《长江商报》报道，近日媒体报道：“中国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金额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报道引来网友热议，而该捐款人张磊也被网友展开人肉搜索。目前为止，尚不见有报道采访了当事人，报道提供了捐款人与单位的基本信息，而其他信息皆拜人肉搜索所赐。
这则新闻原本平淡无奇，但收获了惊人的关注目光。首先，八百多万美元的捐款，确实创了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报道也提供了校方网站的资料予以核实。即便如此，毕业生为学校捐款，本是欧美高校常见之事，所以平淡无奇。但是，由于张磊的独特身份，新闻关注度立马升温。张磊先后经历了中国高校、美国高校的教育，却只向后者捐款，基于基本的爱国热情，不少人断然难以理解，不免产生如下疑问：为何不给自己在中国的母校捐款？这是否是不爱国的体现？
由于目前还不曾见有媒体采访到当事人，所以关于张磊的种种想法皆属猜测。尤其是，捐款乃个体行为，且捐款人非公众人物，所以此事很难具备公共意义。我们没有理由对一个人的捐款行为做过多讨论，这毕竟是个人私事，个人合法财产自由支配而已，因而任何宏大议题、道德观念皆不适于附加在其头上。真正让我们关注的，倒是网络言论为何对张磊之举表现得如此激烈。
可以想见，如果国内也有众多毕业生向母校捐款，且偶有八百万这样的数字出现，相信人们一定会心态坦然看待此新闻。问题是，这只是假设，而当这种事情在国内尤其是内地还不算常见的情况下，一个中国籍毕业生或者华裔毕业生的豪捐之举，就是一大新闻了。
问题不只是张磊为何不向曾培养过自己的国内母校捐款，更有国内的学子为何没有向母校捐款这一传统。捐款的个例是能找出不少来的，但就传统而言，恐怕还未形成。
向母校捐款，其实可视为教育的回馈，乃至身份认同。但并非人人都会本能地对母校产生这种回馈意愿与身份认同，因为母校可能是一个毕业生的精神源泉，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毕业生的人生驿站。一个学生对其母校的情感并非天然形成，这取决于母校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这是其一。
其二，捐赠传统的形成，还仰赖于学校、政府为劝募所作的长期努力。劝募当然不是简单地道德鼓励，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激励政策，比如税法优惠，比如名誉称号。单以名誉称号来说，不可将之视为空虚和毫无意义的虚名，因为名誉称号有可能使一个人随着自己所捐赠的事项一起被载入史册，是将金钱变作精神财富最便捷的手段。换言之，捐赠对象有值得捐赠的价值，并且能对捐赠者产生精神上的丰厚回馈。
当然，还有欧美高校的基金运作机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捐赠资金，有单独的、专业的机构来管理，甚至仿照企业的形式运作，这使得捐赠资金能得到最有效的管理，而且有可能被投入资本市场上以使之增值。如果捐赠款项到了学校，不知所终，甚至都不知是否用于教学、研究，想必人们也就不愿轻易捐赠了。
以上种种，还不能概括全部，但只有撇清单纯的道德义愤，才能让我们理性地看待张磊的豪捐之举。我们自然期待国内高校能频频吸纳学子的捐赠，更期待捐赠的传统能够形成，但这首先与一个学生的爱国情感关系不大。(评论员 肖畅)
张磊自述：我为什么捐钱给耶鲁
我1972年出生在中国中部，于1989年考进大学，当时国家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高考那年我们省有10万考生参加考试，而我一举夺得第一名。这样，我才有机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我选择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但当时其实我连国际金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多优秀学生都在学这个专业。
1998年，我申请到美国的大学读研究生，而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到海外学习。我可以到很多相当优秀的学校就读，但是我选择了耶鲁大学。主要有几方面原因，首先，这是我父母唯一听说过的外国名校。在整个中国，耶鲁也是人们都知晓并且尊重的名校。这也是我想回馈耶鲁大学的原因之一。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在耶鲁受过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都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
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在管理学院上学的时候，我离开过一年并回国创办一个网络公司。后来网络泡沫破灭，我又回到了学校。我曾经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和华盛顿新兴市场管理机构工作过，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在2005年又回到了中国，开始了我自己的投资基金。我们以3000万美元起家，而现在我们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5亿。我创办的公司名字HillhouseCapital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以横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条道路命名的，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基金。（据成都商报） (来源：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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