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李副总理去参加达沃斯的年会，背景非常特殊，意义也很重大，它的背景特殊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现在各国都非常关心世界经济的走向。应该说现在是在摆脱衰退、走向复苏，也可以说是这八个字，但是这个衰退并没有完全摆脱，复苏也没有巩固，所以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下一步怎么走，特别是因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经济政策的取向如何，中国在面对一系列国际挑战、全球挑战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记者：

　　也就是说李副总理到达沃斯实际上会在这样一个高端的、世界的这种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

　　何亚非：

　　对。

　　记者：

　　世界也会很认真地倾听吧？

　　何亚非：

　　非常认真地倾听，因为现在世界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就是危机基本结束了，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学者的话来讲是后危机时代，那么后危机时代各方除了还要应对金融危机以外，更加关心下一步世界经济的发展怎么走。

　　记者：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年会，达沃斯这个年会它也很切题，刚才您说了，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中国会如何看待这个全球治理体系当中的一些改革，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发挥作用，而且我们要发出更强的声音。

　　何亚非：

　　我刚才讲了“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非常强的，大家都在思考今后怎么办，哪些地方要改，怎么改，我想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上。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在这次危机当中，显得苍白无力，应对乏力，特别是没有反映新兴国家发展的现实，因为这个体系中间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西方国家起主导作用。

　　记者：

　　给人感觉多少还是在保护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利益？

　　何亚非：

　　确实是这样，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20国集团三次峰会实际上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共识，有三个问题起码是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个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代表权严重不足。第二个，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也好，其他方面经济治理也好，没有有效的监督，这个国际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世界经济发展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失衡，最根本性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是说，过去说是南北矛盾、南北失衡，世界一大批国家，190多个国家里面，130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里面有大量的最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

　　记者：

　　把旧世界给它打掉，另起炉灶呢，还是说还要在现行的基本的框架、道路上来再进行这种改良？

　　何亚非：

　　改革一定要向前迈步，譬如说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它的组成，就是它的结构、它的治理方式。

　　记者：

　　包括代表权。

　　何亚非：

　　包括代表权一定要调整，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情况发生变化了，它需要调整。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发展问题一定要重视，我刚才讲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都是人，你不能说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它有这个权利，从道义上来说这个行不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同样行不通。

　　记者：

　　我们现在在后危机时代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可能会对，比如像我们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何亚非：

　　这个题目比较大，我相信也是李副总理去达沃斯，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恐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后危机时代”，一个就是眼前，最重要的是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

　　记者：

　　危机一过有可能各奔东西？

　　何亚非：

　　危机一过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首先把同舟共济给忘了，它忘了，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以为可以分成不同的船走了，这个海洋没有变，大气候没有变，而且全球化了，经济联系非常紧密，譬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撤出战略，什么时候、什么时机，什么规模来撤出这些政策。第二个大问题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主义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那么这些东西你仔细分析一下，都是针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能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动力，同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你的发展，这两者是矛盾的。

　　其实你阻碍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没有好处，这就是我们讲的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经常劝西方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了，领导人能够拿出政治智慧来，应该尽量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要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世贸组织的多哈谈判能够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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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