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他们在延安相逢，在西战团艰苦而又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相知相爱。丁玲和陈明的关系，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资历，一个是年龄。最终他们还是历经磨难，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我与丁玲五十年》是陈明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与丁玲的坎坷结合之路，也为研究丁玲提供了宝贵资料。作为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陈明强调说：“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1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2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烽火剧社是个总社，留守兵团下属各个旅、团的文工团员，都送到这里轮训。文工团员都是部队的文艺活跃分子，我把他们按艺术种类分成不同的班进行培训，原来是按照班排编制，我到职后改为按戏剧、歌咏、美术、写作来分组。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
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3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祖林跟他们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4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 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她曾对我说，在南京时她得了伤寒，大病一场。住在医院里，田汉、阳翰笙两人去看她，她听见他们在外面的说话声，她知道他们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戏，她很痛心，开始不想相见，怕徒增双方的难过，后来还是让他们进了病房，坐了5分钟。他们叫她“冰之小姐”。从这件事我就判断丁玲在南京没有叛变，她不忍相见，说明她对同志的感情。所以后来几次运动中，我都站出来为她辩护。1956年审查丁玲历史时，陆定一、周扬他们说丁玲被绑架后开始还有斗争，后来就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丁玲在南京时始终在同敌人斗争，如果她有过动摇，就不会逃离南京。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
5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 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红热，她往日都住学校，开始两天发烧是在我们窑洞里，一天，有位医生来我们这里，谈话间得知还有个小病人，一检查，要我们赶紧送医院。我立即抱着她去医院，丁玲跟在后面。几天后祖慧出院，但还需要继续隔离，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单位的空窑洞里，每天想尽办法为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结婚，祖林虽小，似乎不乐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儿园和保小去看他们兄妹时，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孩子们不愿见，不叫妈妈，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宁愿呆在学校里，和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儿园看她，幼儿园的阿姨让她叫妈妈，她就是不叫。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苏联留学，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想还是应该喊叔叔。”这是他的主动，我觉得也好。
1975年5月，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定居在山西长治郊区嶂头大队。1977年年初，祖林突然走进屋来，我没有看清楚，正要问他找谁，丁玲先说：“这不是儿子吗！”好不高兴。这次祖林到嶂头，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天天缠着跟妈妈谈话，谈到深夜，我有时劝阻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谈吧。”他都不听。他在山西住了好几天，可是从没给他妈妈挑过一担水，挑水、做饭、买菜、刷碗，那都是我这个“叔叔”的事。他很爱妈妈，但对妈妈有些意见也很深，他妈妈晚年对他也有一些看法。他到山西，听我们谈话说捐了一万元给生产大队买拖拉机，他掉过头，说了一句话：“本性难移。”实际那些钱主要是补发给我的扣发了20年的工资。
我和丁玲都不爱钱，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中国作协的丁玲、白朗都不领国家工资，靠稿酬生活，连勤务员的工资都是自己发，还安排时间让他去上业余学校，这个勤务员努力学习求上进，后来考取了化工学院，1958年由于我们出了事，他没有去，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保管鉴别文物的专家。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作协办托儿所，一时没有房子，丁玲也捐了一些钱。朋友来借更不用说，舒群买书，丁玲说拿200去，作协要陈企霞下去，他迟迟不走，丁玲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他说他要先弄点安家费，第二天丁玲就送去200元，并写了“以壮行色”几个字。后来批判所谓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查出这张字条，成了丁玲一条罪状。沈从文借钱，丁玲也给了。
来源：燕赵都市报 (来源：燕赵都市报1)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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