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承森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严重危机。危机的演变过程说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对现有以国家为基础的规制体制产生冲击。哪个国家、地区的规制体制漏洞大，哪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地。金融危机不仅会发生在边缘国家，也会爆发于中心国家。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言，这实际上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经济全球化进程由此呈现若干新变化、新趋势。
多中心参与特点已经成形
西方社会甚至开始担忧自己的中心地位，以至于德国《明镜》杂志将新世纪第一个10年称为“失落的10年”。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变革的大力推动下，人员、物资、资本、信息等跨国界、跨大陆流动的加速，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社会与族群间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世界诸多领域联系与交流的迅速扩大与深化。发展中国家曾担心全球化的结果将会是“美国化”、“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的巨大活力与影响力，全球化进程正在由西方主导向多中心参与转化，呈现了更加多元化的特色。西方社会甚至开始担忧自己的中心地位，以至于德国《明镜》杂志将新世纪第一个10年称为“失落的10年”。
经济全球化造成世界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为一些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全球化进程向多中心参与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结构上动摇了全球化中占主导位置的“西方中心”。当前，无论是“金砖四国”，还是“基本四国”，都说明了全球化进程在趋于多元化、多中心化。这些新兴的经济体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经济规模庞大，具有很强的区域乃至全球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新兴国家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方法、思维模式，也会给长期“西方化”的国际机制注入新概念；它们在各个国际领域的活动，不仅可能逐步消解西方对现有国际体制的主导地位，也会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
联手控制风险命题空前突出
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由于彼此间的联动关系，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源，全球化则进一步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
国际金融危机让人们更真切地体会到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锋利。一方面，资本的快速流动可以让一些有投资潜力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要素，从而更有效地整合国内和国际资源；另一方面，资本流动中的大量“热钱”，也很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推手，并借助全球化的信息网络，将恐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从而把所有国家都卷入到金融危机之中，这就是全球化与全球风险同在的现实。原因在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由于彼此间的联动关系，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源，全球化则进一步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
应对全球风险的经验表明，除了要增强现有的国家治理机制，也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得到有效应对，除了各国能够及时做出正确反应外，更重要的是各国在全球合作方面做出了主动的努力，在资金投入、政策调整、机制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同步调整。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治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有效性上都远远不够，深受国家利益，尤其是个别大国意志的制约，也受困于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全球治理不仅要依赖双边、多边合作的深入以及地区性治理机制的发展，更有赖于国际秩序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合作协调的深化。
国际社会多边协调作用在加强，这是一个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多边合作几乎成了解决和影响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角。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在效果上，都远远强于单一国际机构主导的协调合作，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国间多边协商合作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
国家有效干预方式得到重视
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被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关系。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时出现民族国家身份受到质疑，在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时，国家干预作用被弱化的倾向。
对于全球化，既要避免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又要防止采取抵制的民粹主义。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种态度和做法都不利于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和条件。自由主义的做法虽然鼓励了资本的发展，但是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应有职能的发挥；民粹主义的做法表面上保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但是会牺牲国家整体发展的可能性。
国际金融危机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认识国家作用的机会。这首先表现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主要措施。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经济理论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就连美国《纽约时报》也不得不调侃地承认，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这对于一直贬低国家干预作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张无疑是沉重打击。
但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保护主义成了国家隔离全球化的“防火墙”。面对金融危机，保护主义又在以新的方式抬头。一些国家甚至为了本国利益，以邻为壑，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通常也是社会危机，会引发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即便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也不时拿起保护主义的大棒，来威胁对手，缓解国内压力。美国著名政评家扎卡维亚就批评说，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意义大
渐进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边学边干”、“边干边改”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制度层面的缓冲，确保了国家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主动性，保证了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
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1978年后，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同时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
创新性和渐进性可以说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特点。渐进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边学边干”、“边干边改”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制度层面的缓冲，确保了国家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主动性，保证了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采取可管理的立场。一方面确保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把提高国家管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始终作为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努力确保经济全球化的益处能够向国内各个地区和部门传导，对经济全球化与国内诸要素的互动关系进行有效调控，实现均衡，避免它们同步暴露在经济全球化面前，产生集体的不适应，引发矛盾和冲突。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具有全球意义。通过快速发展，中国成功地解决了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从总体上增强了全球化的益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并真正推动了世界多极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网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