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馆布展总设计师、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

　　专访中国馆布展总设计师、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

　　中国馆：审美的嘉年华

　　文 本刊记者 温志宏

　　摄影／李洪

　　世博会和商品展销会或经济成果展览会是不一样的。世博会的展示，不是推销商品，也不是要把发展成果的每一个数字都表现出来，而是在一个主题下，给观览者提供一个好看、好玩的嘉年华氛围，以及平时生活中感受不到的审美场景。

　　4月20日下午3点多，中国馆布展总设计师、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刚刚和同事们在世博轴下的餐厅吃过午饭。餐厅门外罕见地拉起一条警戒线。试运营第一天，用餐区域人满为患，连饭菜都已售完。

　　坐在记者对面的潘公凯略显疲惫。他的身后，餐厅窗外，雨雾将中国馆洗刷得更加朱红润泽。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就是这个花朵般朝向天空绽放的庞大建筑的内部，成为潘公凯和几十位艺术家同事们亲力亲为之所在，事无巨细，繁琐深入，需要自由的想象，也需要无比耐心。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潘公凯不时咳嗽。过度劳累让他的感冒持续三周还未见好。世博会开幕在即，每周都要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往返。他得盯着中国馆的布展进度。

　　试运营当天，虽然大批人因为没能预约进馆而有所抱怨，但那些第一时间进入中国馆的幸运的人们，即使冒雨守候，缺水少饭，却都兴奋有加。和参观者们激动的情绪相比，潘公凯和同事们更多是冷静和挑剔，满眼都在找问题，以便5月1日正式开馆前做最后的调整和改进。

　　2007年世博局针对中国馆内设计进行国际招标时，中央美院一方面派出城市设计学院的团队积极参与，同时正有北京奥运会艺术设计任务在身。直到2009年5月，距离方案正式公布只剩两个多月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人设计团队和创意方案已现雏形，世博局考虑到需要有一个总设计单位和总设计师来统领全局，于是邀请潘公凯带队，任命中央美院为主体团队。

　　一开始潘公凯觉得压力很大，时间太短，展示设计要求又高，但考虑到世博会是展示中国的窗口，中国馆又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场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从2009年8月中国馆展示方案确定，到5月1日世博园和中国馆正式开门迎客，潘公凯带领主创团队反反复复琢磨馆内展示的方案和创意。这期间，不光要照顾到各级领导和各领域专家的意见，仅是几十位国内外艺术家的观点和想法就五花八门。除了把关和拍板，潘公凯很大的精力都在协调各方。

　　“一到上海就工作，工作完就走”，泡在世博园里一年多，潘公凯一直没顾上去其他场馆看一眼。4月20日试运营当天下午，他和同事们抽空去欧洲馆区看了看英国馆和意大利馆，“外国人的展馆设计相对纯粹，主题比较简单。不像我们中国馆，主题很复杂，想要展现的东西太多，总觉得丢了哪点都不行。”

　　潘公凯生于浙江宁海，其父是已故国画大家潘天寿，父子二人都曾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虽然已不在家乡久居，但他最喜欢的城市还是杭州：“北京的政治和文化气息比较浓，上海则是一个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城市。杭州最适合休闲生活。”只是一忙起来，心仪之所并不能久留，有时候会去杭州，但往往时间非常短，处理完事情就匆忙离开。

　　5月1日，世博园正式开园，有关中国馆布展设计的工作也逐渐告一段落。不过潘公凯还是不能悠闲下来。参与布展设计这一年多，攒了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今晚还要飞回北京改博士生考试的卷子。中国馆布展结束后，我要回学校给学生们上课了。”

　　本刊记者在中国馆西门外世博轴下的餐厅中专访潘公凯院长 摄影／李洪

　　最漂亮的中国馆

　　《世博周刊》：中央美院曾经承担了北京奥运会的核心标识设计工作。这次承担世博会中国馆的布展设计，与一年多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潘公凯：两个活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奥运会持续时间短，主场馆非常集中，最主要的活动是开幕式，那时场馆里有几万人就几万人，一个晚上就解决问题；而世博会持续时间长，场馆规模非常庞大，平均每天都有40多万人，而且持续半年。所以世博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具体到内部布展，奥运会不大涉及多个国家之间的同时展示和比拼，而世博园区200多个国家馆和国家展区，每个馆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中国馆最大最高最显眼，必须要做到最好。我希望经过努力，让中国国家馆成为所有场馆里最漂亮的，让人过目难忘。

　　《世博周刊》：中国馆内部设计哪部分最有创意？

　　潘公凯：一个是百米长卷清明上河图。因为确定方案比较早，后期改动也比较少，制作时间比较充分，目前看来展示效果不错。清明上河图上那些小人的动作，动画技术上不是特别难，难点在于要让上千个小人儿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有逻辑联系，最多时有70多人在为了这幅动画工作。

　　另外是“骑乘寻觅”区域的斗拱区和各类桥区，整体效果不错，但因时间比较紧，细节上还有所欠缺。如果能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做得很精致很漂亮。我们还会一直调整，直到调到没的调为止，也就是5月1日正式开门，观众都进来了，就不能调了。

　　《世博周刊》：布展过程中，最花费心思的是哪里？

　　潘公凯：这分为不同的阶段。中国馆的内部展示主体分为三个部分：49米层、41米层和33米层，每层都有不同的展示重点和主题。我最初进入这个设计团队时，这三个层面几乎是平均用力的。随着布展工作一步步深入，每个部分的着力点就发生了变化。刚才我也提到，49米层的变动相对比较小，因为里面的主体展示内容“清明上河图”比较早就确定下来了。

　　随后“希望的大地”部分，改动就比较大，最初设想以养育中国数亿人的“水稻”为展示主题，但因为难以有充足的阳光保证水稻生长旺盛，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最后就改为绿色荧光的“意象竹林”和行道树效果。“同一屋檐下”的动态展示也做过一些改动。

　　33米层的改动最多，原来的主题定位是“未来城市”。去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后，“低碳”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于是决定将主题更加细化，改为“低碳城市”。因为操作时间比较短，所以这个部分的有些细节相对比较仓促。

　　“小伙子们都快累倒了”

　　《世博周刊》：什么时间觉得压力最大？最难做的地方是什么？

　　潘公凯：应该是一两个月前，那时场馆内看起来很吓人，全是钢架和水泥，什么东西也没有。想想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就开馆，主要布展还没开始做，所以很担心时间来不及。这段时间大家日夜加班，小伙子们都快累倒了。布展的大感觉赶出来了，才稍微放心了一点。不过今天发现，还有不少细节需要调整和加工。

　　比较难做的地方，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百米长卷是由几十台投影机打出来的，而且要一块块拼好。投影器和投影器之间拼接的技术虽然比较成熟，但国内从未拼过这么大的面积。此外，投影机安装在屏幕前方，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和角度，既不能让观众看到，也不能把观览者的剪影给投到屏幕上。大家进去看后就知道，为显示画卷的生动效果，没有平展摆放，而是设计了好多折面，每一个折面都有透视角度，拼接起来难度就比较大。

　　馆内设计的消防要求很高，所有材料都不能易燃。“骑乘寻觅”板块的桥区，为了达到半透明的效果，就需要使用树脂材料，但树脂又是易燃的材料。所以采用了树脂和石头粉拌在一起的一种半透明材料，让它几乎燃烧不起来，看着还是半透明的。另外，在“斗拱”展示区，同样需要对材料加工的尺度把握非常精细：斗拱的造型里面亮灯后，不能露出钢架，透明得要恰到好处。整个斗拱区的镜面墙也是半透明的，里面设有灯箱，要达到60%-70%的反射率，30%-40%的透光率，实现墙面此起彼伏的亮灯效果，寓意古今对话。这类技术都是第一次采用，试验了好多次才成功。

　　在园林区部分，本来地面要铺大量的云状纤维，但因为纤维易燃，最后选用了一种钢丝网，不会燃烧，但就是外形不太像云。我们现在还在调试，想办法做得更像云朵。

　　世博精神就是包容并蓄

　　《世博周刊》：来自台湾和国外的设计师贡献了哪些独特的设计方案？

　　潘公凯：台湾来的姚开阳先生在台湾是专门设计游乐园的。他就把游乐园的微型火车的创意拿到了中国馆，用在了“骑乘寻觅”部分。那部分空间本来比较小，坐着小火车游览，在并不很大的空间巡回观览，不仅节约空间，还让观众感觉到观赏点的变化比较多。这是一个效果比较好的尝试。

　　馆内很多光影效果和多媒体动画，不少都是一位叫苹果的德国小伙子选用的。他是一名独立设计师，有自己的设计所，公司名字就叫“飞苹果”。还有现代城市感十足的“同一个屋檐下”板块，是美国设计师做的，观众感觉也很不错。

　　《世博周刊》：中国馆的布展团队都是国内外一流艺术家，协调起来不容易吧？

　　潘公凯：这确实是让我比较费神的地方。艺术这东西不像数学，一加一总是等于二。同样一个理念，可以有好多种艺术方法来表现，但总要选择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总得有人来作出决定。

　　在我们工作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普通老百姓的观赏口味、领导的意见和设计者的看法，而这三种角度往往有不小的差异，审美角度也各不相同：老百姓要热闹要好玩；领导要把展示内容表达得清楚到位；艺术家和设计师则更多考虑审美效果，比如营造梦幻一样的场景。

　　世博会和商品展销会或经济成果展览会是不一样的。世博会的展示，不是推销商品，也不是要把发展成果的每一个数字都表现出来，而是在一个主题下，给观览者提供一个好看、好玩的嘉年华氛围，以及平时生活中感受不到的审美场景。

　　矛盾总是会有的，但好在大家的目标非常一致，就是为了把世博会办好。虽然不断有讨论和争论，但最后总能协调一致。

　　《世博周刊》：很多国外场馆都设计了互动体验区，也有专门为儿童和青少年观展提供的内容。中国馆是否考虑到这两点？

　　潘公凯：这两点我们本来都有考虑，设计了不少互动体验的细节，但考虑到中国馆是热门馆，人流量非常大，最后还是取消了大部分的互动环节。即使不出一点问题，最有秩序地排队走，中国馆也最多容纳5万人进场，而世博园每天的人流量多达40万人，所以大部分人是看不到中国馆的。

　　这种情况下，馆内布展就需要配合人流量的疏散，互动环节不能太多，否则大家都停留在一个地方玩或者体验，人群更走不动了。

　　原来设想将“清明上河图”的部分局部独立展示，观众可以在屏幕上去用手点击，点到一个船，屏幕上就会讲解这船的结构、大小、如何制作等资料背景；点到一个铁匠铺，有关当时宋朝的冶铁发展情况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为了尽快疏散人流，这些环节都被砍掉了。

　　49米层里，从“希望的大地”走向“骑乘寻觅”的斜坡通道上，有许多儿童画展示，还在百米长卷对面展示中国古代大大小小的有趣发明，这些主要是给小孩看的。

　　珍贵的“去山寨”机遇

　　《世博周刊》：您有没有关注过之前世博会上中国馆的馆内设计？世博会给国内展览设计界带来的影响何在？

　　潘公凯：刚接到中国馆布展设计这个任务以后，我查看了一些资料，比如2005年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布展设计，但感觉做得不是很好。当时中国刚开始参与世博会，还比较缺乏经验。

　　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样大型的展览会，国内设计界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此复杂的室内设计和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这个设计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展览陈列设计方面，世博会是中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一次演练的机遇。

　　在这段时间内，国内所有设计力量和专家几乎全部被动员起来，这对中国设计水准的提高极为有利。数量众多的场馆和团队在一起，彼此了解学习，沟通信息，国内设计水平因此会提高很快，虽然很多设计方案还是比较“山寨”，但距离国际化的水准总是会更进一步，而且这套技术完全可以用到各种商品的推广、展览和广告等方面，非常有商业价值。

　　中国馆内49米层“岁月回眸”展区，陈列了1978年至今30年中国城市家庭布置与装修风格的变化 摄影／李洪

　　中国馆内33米层展区一角 摄影／郭晓

　　“骑乘寻觅”区域，古今桥体的构造得到多层次表现 摄影／李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