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简光洲,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他是第一位在报道中对“三鹿”点名的记者,被许多中国网友视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
主要观点:今天,虽然优秀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高考来加入到中产阶层行列,或进入爬上上流社会的轨道,但是环境条件的变化,让宠大的穷二代群体难以再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去改变命运,他们很多人虽然也上了大学,但是无法充分就业,即使是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多是那些较为低层的工作。
又是一年高考时,数百万的学生及家长们期待着通过这次考试能改变孩子甚至家庭的命运。在过去的数十年,这一让人爱恨交加的考试制度确实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些对这一考试制度寄予无限厚望的人慢慢地开始失望。很多人家长们发现,在花了一辈子的积蓄甚至是借债供孩子上了大学,但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们无法享受上一代大学生的“包分配”,一毕业就失业了,他们进了城,却挤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他们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一些家长开始失望甚至有些愤怒,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让政府、学校非常伤脑筋的社会问题了。
以往,人们用来形容穷苦的孩子通过努力改变了自身命运时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山沟里飞出金凤凰”。过去的三十年,穷人的孩子变成金凤凰的最重要渠道就高考。
前几年,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年时,很多现在功成名就者撰文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还有,那些频频落马的高官中,媒体也常报道说这些人曾经也是穷人的孩子。
(对于高考,我始终觉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同时,也摧残了一些人的命运,我身边就有不少同学因为高考落榜而变成精神病的。)
不过今天,情况已然不同。三十年,通过权力、财富与资源的重新流动与分配,三十年前的一穷二白的“均贫富”时代渐行渐远。那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富人,大家差不多都是穷各叮当响。最近看到一些高官后代写的回忆录,说起当年也多是“苦不堪言”。
那时贫富差别也还是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家族生活得可能要好一些。不过那里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其家庭条件相对普通的百姓似乎也好不了很多。那里的资源分配较为平衡,那时权力的使用还很有节制。这里想说的是,过去人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算是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也相距不远。但是今天,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的贫富悬殊、地位殊同,他们之间的距离可以有鸿沟来形容了。
今天,虽然优秀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高考来加入到中产阶层行列,或进入爬上上流社会的轨道,但是环境条件的变化,让宠大的穷二代群体难以再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去改变命运,他们很多人虽然也上了大学,但是无法充分就业,即使是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多是那些较为低层的工作,他们开始与农民抢饭碗。那些住在城市边缘的简陋出租屋里众多的蚁族就是一例。
很多人把这个状况归罪于大学的扩招,对于社会与国家来说,大学的普及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作用不言而喻,但对于众多期待借此改为命运的穷二代来说,他们的愿望开始落空。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一些农村,再次流行“读书无用论”的原因。
我觉得山沟里再难飞出金凤凰了。对于家长来说,必须改变“上大学就能找好工作”的观念,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打造出更多的公平竞争机会和让穷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渠道,否则就会出现“穷二代已成为社会稳定威胁”新问题。(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