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中国只有老左派，没有新左派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丁学良 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

　　丁学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像个书的丛林。大概只有8平米，书架四五个，像竹笋一样长得没章法；其余的书以碉堡的样式从地面长出来，层层叠叠掩着角落里那张办公桌，丁学良就埋在桌子后头。

　　继“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惊人之语后，近几年来，公共平台上很少听到丁教授的声音。“一来是忙，忙得没办法追究；二来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没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么都不干，只追究一件事，或许能追究出一点名堂。”

　　他忙于跟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为该校建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德国人的严谨、较真，使他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沟通与文件起草。在这样的状态里，交谈变得紧凑——只要你给出关键词，丁教授那带着皖音、偶尔夹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便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流出。他甚至，有时候都没听清你在问什么，就一路讲开去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

　　丁学良：老爷子在养老院。我前一阵去美国一个礼拜，每天给他打电话，只能跟录音电话讲话。找遍了他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老师大概跑到395米了。我们这辈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

　　丁学良：他原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的人物，年轻时是左派，偏向于托洛茨基派。欧文•克立斯托尔（新保守主义始祖、《公共利益》杂志创办人）年轻的时候，是在纽约大街上跟托洛茨基一起演讲的，都有照片留下来。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要用暴力在全世界推行一个最公正的制度。

　　但后来，他们看透了极左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别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对新左派说，你们现在讲的那些我们年轻时都讲过，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们看着斯大林没有走通，毛泽东也没有走通。西方的新左派是很厉害的，他们是强硬的，就是要用武力解放全世界。“9•11”后主张打伊拉克的，就是这帮人。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西方新左派”，中国新左派跟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吗？

　　丁学良：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欧洲跟科索沃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前几天我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就讲：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难当的。我当场就问，你们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敢站起来？国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敢说人权大于主权？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新左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民权高于国权、军权。只要民权与政权发生冲突，民权至上。

　　人物周刊：新左派的老祖宗是谁？

　　丁学良：新左派不过是原来的老左派中间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苏联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他们原先也是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拥护苏联，拥护完了发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它原先宣传的那些目标。然后新左派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条道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公正的一个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发现不对，怎么办？一部分人就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因为老左派欺骗了全世界，我们就抛弃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反对人跟人不平等这些目标。

　　新左派清醒地看到这中间的核心就是老左派们把政权取得当作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于是他才发展出人权高于主权，他是这么过来的。你可以说新左派很多观点是乌托邦，但国内的新左派谁有这个勇气？那些在国内鼓吹所谓新左派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拿不到饭碗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西方由来已久的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知道那种感觉：你比人家强的，人家不一定承认你；你比人家弱的，人家看得很明显。但你不能把个人在西方受到的、在你看来是不公平的待遇，来取代你基本的价值观，然后把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准都抛掉啊！

　　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派，我反对他们打着借来的旗子去瞎骗人。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站站队的话，您算是哪个阵营的？

　　丁学良：我从来不和哪个阵营的人在一起。我的体会就是，你不能从一两件事情上去给一个人的思想划线。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这一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另一派。我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立足在一个阵营，因为事情本身没那么简单。

　　在跟中国有关的大部分问题上，我大概是站在自由主义偏中间的位置，中左一点或者中右一点，我不会讲我就站在自由主义阵营，对它的任何主张都没有怀疑。因为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学里抓起来的人都是搞基建的

　　人物周刊：从师资上讲，科大可能是香港最好的。而国内一些老牌大学，不得不面临所谓的改革难题。

　　丁学良：科大是新的，所以教师的水平比较齐整。那些老大学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条件不好的时候招的那些老人你不能让人家滚蛋，总得消化掉吧。在香港，一些老大学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中国大学改革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国情，全世界都一样。比方说美国有些大学本来不怎么样，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想再往上升一级，但你不能把老教授都请走，法律上不允许，那怎么办？新招的人按新的条件评，老的按照老条件评；招进来以后，在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分配上，让老师自己讲，你更偏重教学还是更偏重做研究。学校里大部分就是这两种人，有的教学生好，有的擅长研究，就像有人跑步快，而有人游泳好，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有些老师可能做不出非常好的研究，但他教学非常好，非常认真，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教学也很重要啊，否则学生进大学干嘛？

　　大学要改革，路子是有的，虽然不平坦。但大学不愿意认真去改革、不愿意认真去做你有什么办法嘛！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体骗人、蒙人，有能耐多骗一点，没能耐少骗一点，傻一点就是被骗的。

　　现在国家手里有了点钱就找一些重点大学砸钱。砸得外面很漂亮，像个Shopping M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function(iterator) { var index = 0; try { this._each(function(value) { iterator(value, index++); }); } catch (e) { if (e != $break) throw e; } return this; }(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一样。这点钱好好用的话能做好多事情的，不好好用就搞基建。搞基建就是搞钱，大学里抓起来的人都是搞基建的。我上次去武汉一所大学，接待我的人说，上次接待你的人都进去了。手里掌握了几千万，也没有哪个监管，于是这个包了3个二奶，那个买了5套房子，最后一查，大家都这么干，于是都抓起来了。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用惊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抵抗力，是没这个机会。可能第一年在道德上你觉得不能这样做，没贪；但第二年你发现大家都这么干，而且不同流合污你就没法混下去。大家都不干净就你一个人干净，那不行，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也拉下水的。我问过（大陆）好几所大学，搞基建的都是提心吊胆，我猜全都是留下把柄的。

　　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

　　人物周刊：钱多可真不是件好事啊。

　　丁学良：巴基斯坦有句民谚讲得非常好，翻成英文是“Rich is bad, poor is worse”（富不好，穷更糟）。这是常识性的思维，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捱穷了，贫穷更可怕。

　　人物周刊：那您作为学者，是怎么跟商界打交道的呢？

　　丁学良：我不跟他们接触。商界的人都有点怕我，他自己知道跟我是讲不拢的。

　　人物周刊：您是批判型的。

　　丁学良：不是批判，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控制我。商界接触学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控制。如果你不会受他们控制，他就跟你保持距离。否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张口就把他的底牌揭出来了。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个商人敢说他没有一丝一毫违规？

　　这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除非你不经商，只要经商，你肯定会违规，有把柄落在朝廷手里。朝廷抓着你的把柄不一定治你，一旦换了个皇帝没准就要收拾你。不过从前朝廷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只能管到一些大的红顶商人。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一翻报纸，这个企业家被抓起来了。你也不能说他没问题，但该不该判个比方20年是另外一个问题；日子长了你发现总是这样在重复。再翻翻历史，心里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想法。我也认得几个比较大的商人，私下里跟我讲：“要是不沾一点‘黑’，我能经商吗？”

　　掌握一点资源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规章制度放在那里，就是让你犯错的。

　　人物周刊：学者跟商界走得太近会生出什么样的毛病呢？

　　丁学良：尽可能不要走得太近，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不管政界、商界，我都不跟他们走得太近。我不想当官，也发不了大财。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商人在道德层面上似乎有长进，宣讲“仁义”的多起来了。

　　丁学良：自古以来中国执政者都明白，“仁义道德”是约束人的东西，是管人的人要下面人遵守的东西。鲁迅的《狂人日记》把话讲到底了：翻开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最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仁义道德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但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每一代人都亲手参与打破前一代人认为不该打破的东西，最后底线统统没有了，导致“文革”期间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你不做点坏事就没法生存下去。

　　（实习生沈从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