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最贫困乡村：传教士曾将这办成特色学府

张国辉

　　

校史馆

　　

石门坎

　　从目不识丁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飞跃

　　杨忠信至今记得，当年在石门坎求学时，条件十分艰苦，“冬季穿的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暖手的木炭火炉，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做垫半边盖，寒冷难眠；夏天，一催熄灯号，壁蚤排队出来了，咬得人难以入睡”。

　　但这所艰苦的学校，却彻底改变了石门坎。杨忠信能掰着手指，一一历数这里创造的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他还发现，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现在，整个石门坎甚至找不到一个邮政所，但在当时，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

　　柏格理开启的现代教育，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年石门坎留下的很多故事，如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几年前，几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遇到了张国辉的二叔、当年的石门中学毕业生。他们用英语对话，交流非常顺畅，一旁的翻译根本不需要开口。

　　杨忠信也在石门坎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从高一时开始，遵照当时的教育改革，杨忠信开始学习俄语，再也没有捡起过英语课本。但如今，他说话间嘴里还会不时蹦出几句简单的英语。他表示，这都是在石门坎受教育的结果。

　　在母校百年校庆上，有人曾回忆起30年代石门坎的某次体育运动会。当时，举办者出了一道题：一个农夫背负狐狸、鸡、米过河，条件是每次只能带一样，使狐狸不能将鸡吃掉，鸡又不能吃掉米。要解答这道题目，需要列出二元一次方程。

　　“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教育体系工程所结出的硕果。”回忆者感叹，“很难想象在短短的20年里，山里的农民从目不识丁完成了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飞跃。”

　　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

　　杨忠信还记得，当年的大足球场离学校有一公里，每周六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踢两个小时球。得益于当年的锻炼，杨忠信50多岁时还能在县城和一帮棒小伙子同台竞技，“我打前锋，能在场上跑个40来分钟”。这个平日一直端坐着的老人说起这些，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并专门补上一句：“马拉松长跑，我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今年已经70多岁的朱玉冰是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的女儿，她从小就听父亲讲一些传奇般的故事。比如，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昔日的西式教育，如今在石门坎仍然留有痕迹。当年修建的足球场上长满野草，但仍然能看到被砸出几个缺口、刻着中英文碑文的石碑。用青石条修在半山间的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一浅一深，虽然早已滴水不存，但依稀能看出四面的围墙来。

　　而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全民运动会”，影响远远超出了石门坎。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统计，发现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

　　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坚信，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几年前，有个外国人来到石门坎，总是感叹村民生活贫困、精神麻木。但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当年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农村老人，脱口对他说流利的英语，并且亮出娴熟的脚法，和他讨论足球。

　　山区里的现代化社区

　　朱玉冰曾经收集到一本父亲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书页已经泛黄，满是补丁，不知被翻读过多少次。书的内容有识字，有劝学，有幽默诙谐的小故事，还有农业选种、耕种知识，文字接近口语，通俗活泼。

　　其中“分工合作”一课中写道：“农人种稻麦，裁缝做衣服，工人造房子，商人通有无，大家分工，大家合作，人类的生活才能满足。”插图栩栩如生，一目了然，识字和传授经济学常识兼而有之。

　　除了教授现代知识，光华学校的教育者们重视在当地开展乡土教育和实业教育。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成立的时候，苗族人王明基就在医院旁边，推广种植和手工业技术。王拟定的《推广实施大纲》，包括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小规模农场、民众教育和协助乡村卫生事业等，推广部还组建了毛纺厂，普及织布技术；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学习各种外来技术。

　　杨忠信对这种“生活教育”的结果印象深刻：“从对面山上看过来，像一座小城市，当时的房子，都打了土墙，盖了茅草，墙都要用石灰刷白，看上去雪白一片，每年的春天都要粉刷一道，石板路或者土路，都要扫得干干净净。”当时，一些外地的苗族人会专程来石门坎参观。

　　教书之外，朱焕章走遍了附近滇黔川三省交界区的苗民村寨，推行平民教育，帮助人们脱盲。当时，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大花苗人，都能通读朱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

　　1935年，朱焕章从华西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前来观礼的蒋介石认为朱焕章代表毕业生的发言“语言通俗，道理深奥”，希望他留在重庆绥靖公署工作，却被朱拒绝。

　　回到家的朱焕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宋美龄送的良种鸡在当地繁衍，建成了“朱校长的养鸡场”。

　　在朱焕章之前，另一批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石门坎还有一位校长吴信纯，毕业后回到故乡担任校长，还把学校的分校开到了其他地方，并带领人们开梯田，植树造林，把一片贫瘠的石头山改造得郁郁葱葱。

　　如今，保留在石门坎旧址上的《石门坎溯源碑》上，刻着“裂开泉石，牍启心门”这样的句子。每当有人前来拜访，张国辉都会带着他们来这里。10多年来，他先后接待过数以千计的学者和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两三拨”。

　　在这满脸皱纹的老人看来，这块石碑和它记录的故事，是石门坎最值得让人记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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