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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全球倡议归还文物 成龙受聘回归形象大使

来源:新京报
2010年10月19日02:17

  昨晚,圆明园的大水法遗址前,举行大型主题晚会,学生们站在遗址上,手握红烛,进行诗朗诵。150年前的今天,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宫殿式御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本版图片/本报记者 韩萌 摄

  本报讯 (记者傅沙沙)昨日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昨晚,圆明园在大水法遗址前,向全球发出倡议———归还圆明园流失文物,抵制拍卖、交易圆明园文物。该倡议书将在园区内进行为时一年的签名征集。

  倡议书以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名义发出。对于多年来帮助流失文物回归的人们,圆明园通过倡议书表达了感谢,称这是“对中国人民民族情感和文化权益以及人类历史记忆的尊重”。

  倡议书呼吁:全球持有圆明园文物的个人或机构返还所持文物;全球热爱和平人士共同抵制对圆明园文物的拍卖、交易等活动;全球各学术机构共同做好圆明园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播和利用工作。

  对于倡议的三个内容,圆明园认为是“本着举世公认的人文立场和道义共识”。晚会上,成龙率先在倡议书上签名,并受聘为圆明园文物回归形象大使。随后,现场观众也陆续签名表示支持。

  2006年上半年,圆明园也曾对外征集过流散文物,并得到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复。该批复强调了征集范围以国内为主,方式以捐赠为主,不应采取购买等方式。学界因此认为,这样的征集方式过于低调,事实证明,效果也不好。目前,圆明园回归文物仅有85件。

  2008年2月,在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启动兔首鼠首拍卖时,圆明园管理处也曾公开发表意见,反对拍卖流失文物,并要求拍卖方归还。但兔首鼠首最终仍被拍卖。

  圆明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此次倡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倡议范围由国内或某个具体对象扩大至全球。这次倡议书还有英文版和法文版,就是为了在全球造成影响力。另外还聘请了知名人士担当代言人,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力度更大。另外对重启欧洲寻宝之旅的线索获取有积极意义。

  圆明园历史年表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至1859年(咸丰九年)

  经过改建、扩建,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形成。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

  英法联军进犯圆明园。10月18日、19日,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内纵火。

  1976年11月17日

  海淀区成立圆明园管理处。

  1977年10月

  圆明园管理处整理大水法遗址,五块巨型石屏等调运回原址。

  1983年

  《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获批,明确要把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

  1988年

  国务院公布圆明园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至今

  圆明园二宫门复建完成,正觉寺复建主体完成。

  观察家:要开放,不要“圆明园式的开放”

  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一点也不“闭关锁国”,可所有这些开放,却都是为了皇帝,而非民众,这样的“开放”,是一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虚假的“开放”。

  10月16日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将圆明园遗址当做警醒的标志,国耻的象征,将圆明园的毁灭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然而,150年前的中国人却并非如此,就在维克多·雨果奋笔疾书、痛斥其同胞野蛮行径的同时,大清国的官民们却似对这座园林的被毁相当默然。第一个向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上表要求勤王的封疆大吏袁甲三,和把“忠义血性”挂在嘴边的曾国藩,在其奏疏公文、私函日记中,问到宫殿、陵寝、太庙,却惟独没怎么提到圆明园的劫难;在遥远的浙江海宁濮院镇,有个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农村知识分子沈梓,在他无所不记的《避寇日记》里,对可靠、不可靠传闻记述详尽,却也几乎没提到圆明园。

  这并非纯因为国人的麻木,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尚未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如果说,对“君父之忧”、“社稷之重”尚有些概念,那么对殖民侵略、民族耻辱之类则处于蒙昧状况。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圆明园既不是象征社稷的太庙,也不是象征政权的宫殿,而是神秘的夏宫,是皇帝休闲享乐的皇家私人园林,它的被焚毁,不过是皇家之耻,又与百姓何干?

  这种意识并非毫无来由。王夫之曾批评中国帝王“合天下而仅奉一人”,圆明园固然富丽堂皇、藏储珍宝,却仅供帝王一家享用,它的存在,对广大中国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它的毁灭,对广大中国民众也无切肤之痛。

  如今的人们常说,圆明园被焚的悲剧告诉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封闭自满、闭关锁国就要落后。然而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却一点也不“闭关锁国”。

  参与设计建造的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西洋楼、大水法等昔日的“标志性景观”;富有西方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风格;酷爱西洋“玩意儿”的雍正,曾在园中各处亭台楼阁摆放仿制的西洋望远镜和眼镜;他的儿子乾隆则在三山五园的殿阁中陈列了许多精致的西洋钟表;圆明园四周,以“圆明园护军营”命名的八旗劲旅,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好的西洋式枪械……可所有这些开放,却都是为了皇帝,而非民众。这样的“开放”,是一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虚假的“开放”。

  必须承认,中国民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是在一次次痛苦和磨难中,被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入侵打醒的。可以说,是外敌的贪得无厌,令中国各阶层逐渐成为共同的受害者、受辱者,令国人逐渐认识到,被焚烧的不仅仅是皇帝私人花园,更是南北中国千家万户的田园庐墓,被劫夺的不仅仅是圆明园里皇帝私人的珍宝,更是南北中国千万普通人的财产、生计、饭碗。

  然而人们不禁要感慨,倘若当年圆明园的主人能够早见及此,能够将“圆明园的开放”推广而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开放,那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当可更早萌芽,圆明园之耻———或者换言之,皇家之耻和中华民族之耻,也就不会发生。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这场150年前的劫难更应提醒中国人,开放应是造福于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而不能仅仅是“圆明园式的开放”。

  陶短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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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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