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军称,牛奶中添加的解抗剂,基本上是通过基因工程使微生物发酵来获得能水解抗生素的β-内酰胺酶,不够纯化的解抗剂可能混入生产β-内酰胺酶的工程菌,该菌进入人体后通过细菌间的传播,完全有可能架起了直接通往一个又一个”超级细菌”的桥梁。
违规售药,禁而不止
在宁夏永宁县暗访10家药房发现,有7家在违规销售处方类抗生素
永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孙向平告诉记者,抗生素更大的流出源头还是在药房,按规定购买处方类抗生素药物必须持医生开具的处方,但很少有药店能遵循这一规定。许多人感冒、发烧或拉肚子,到药店直接能买到处方类头孢等抗生素。
“有的药房还直接给你推荐较贵的抗菌药。”孙向平说。
11月8日,记者随机暗访了永宁县城10家正规药店,购买抗生素药左氧氟沙星。尽管没有处方,但5家药店向记者卖药,3家拒绝,两家提出要先到药店旁的私人诊所开个处方便能售药。
宁夏自2004年7月实施购买人用抗生素须持处方,但在随后的实施中遭遇困境。
“卫生行政部门对购药的处方没法全面核实和监管,采取随机抽查,监管流于形式。”银川一药品经营商说。
“药店是盈利性的,一般不会拒绝卖药的,凭处方购买处方药在县乡一级的药店执行起来,基本是敷衍上级的检查。”这名药品经营商说。
据他介绍,新闻爆出宁夏出现超级细菌后,卫生部门先后多次到各药店敦促必须严格控制抗生素类药物的销售,“其实大家该卖的还是在卖,先把药卖出去,上级来检查时再找个门诊医生开出一堆处方,不就行了”。
临床用药的重灾区
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为70%,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曾查处5名医生吃回扣让病人超期用药
近日,孙向平的一个朋友感冒,去一家诊所看病,诊所开了三个星期剂量的头孢三代抗菌药。
“一般发烧没必要用这种又贵又猛的药,普通抗菌药用两周也是极限了。”孙向平说。
目前在我国使用量、销售量列在前15位药品中有10种是抗菌药物。
据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22%~25%。
而中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
迟名伟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也是医院药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定期抽查门诊医生的处方,一旦发现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将对其计入该部门的绩效考核,扣除奖金,直至降薪降职。
他说,原则上一些小的外科手术是没必要使用抗菌药,但他发现,临床中每例手术几乎都会使用一种甚至多种抗生素,“有的甚至使用四五种抗生素,没有适用症状也用,剂量大、用药时间长”。
针对严重的不合理用抗生素,迟名伟曾到多家基层医院做过调研,与临床医生谈心询问用药原因。
他发现,频发的医患纠纷让医生往往有防患于未然的想法,做个手术便使用一堆抗生素,即使没有明显适用症状,他们也用抗生素杀菌消炎、预防感染。
医生们对迟名伟说,一旦感染了那就成了医院的事故,一笔官司就要花医院十多万,压力很大,所以就会预防性地使用多种抗生素。
不过迟名伟也知道,有些医生滥用抗生素则是为自己牟利。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宁夏地区综合水平最高的三甲医院,在2005年底爆出丑闻,5名临床科室医生涉嫌收受药品商回扣,对病人超期使用昂贵的抗生素药物“泰德饮”。
提及这件“家丑”,附属医院医务处处长迟名伟颇为感慨。他说,卫生部专家组来本院调研,抽查临床案例中发现,一个科室的病人只是做了一个淋巴手术,却使用了接近一周的三代头孢类的抗菌药,本身这种手术都不用抗菌药,医院调查认定属不合理用药。
该院对5名医生实行降薪、降职的公开处理。
迟名伟说,事发后,因为不合理用药,医院先后还处理过多名科室负责人。
参与构建卫生部细菌耐药监测网的浙江医科大附属医院的肖永红教授告诉记者,国内医院收入的50%来源于药费,其中抗生素又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
“这个数字还是指的三级甲等医院,县、乡、村级别的医院,其抗生素产生的医院收入药占比可能更高,这些地方都是不合理用药的重灾区。”肖永红说。
亟待规范抗生素
目前,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是美国的十倍。专家建议应立法规范抗生素使用
肖永红多年来一直向各级行政部门呼吁,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重视和监管,但他总觉得自己孤身力薄,难以对抗严峻现实。
目前,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达138克,这一数字是美国的十倍。宁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崔学光透露,“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
由于在抗生素的不断“淘汰”下,生存下来的耐药细菌越来越多,很多疾病变得难以医治。
卫生部于2003年曾公布数字显示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死亡20万人,其中因滥用抗生素死亡人数达到8万人。
而同期,欧盟死亡人数因滥用抗生素死亡人数为1万。
宁夏一家县级医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2004年卫生部就颁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对各种抗生素的作用、副作用以及使用适应症状、剂量均做了详细的规定。
“但这只是个指导原则,不具备行政和法律的强制性,在基层真正落实起来的没有几家。”该副院长说。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历“回扣门”之后,令医院药剂科则负责对关于抗生素的“大处方”进行彻查和监督。一旦出现大处方,药剂科可拒绝配药。
但贾乐川看来,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他是该附属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已做了20多年药剂师。
“医生根本就不听你的,我是看病医生,我的处方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病治不好是你的责任,坚持用药的话我也一点办法没有。”贾乐川说。
永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孙向平认为,应该由卫生行政部门,甚至以一级地方政府出面牵头成立药事委员会,对医院用药监督。而且该委员会独立于医院之外,其经费由政府保障,这样委员会的监督才具有独立性。
还有政协委员表示,国家应制定相关标准,立法禁止在动植物中使用给人类应用的抗生素,限制某些抗生素使用,制定食品中可残留抗生素的种类和含量标准,加强监测和检测。
肖永红说,若国家对抗生素滥用不重视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面临患者无药可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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